抢在老大之前的“美国小伙伴”们

毛泽东1961年9月23日在武汉接见到访的英国著名军事家蒙哥马利元帅（左）。

1956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首届日本商品展览会上展出的日本产品。

1972年9月25日，周恩来（左）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右）。双方经过几轮会谈，9月29日，中日正式建交。

1973年，周总理教老特鲁多使用筷子。

主笔｜姜浩峰

反倒是美国的一些小伙伴，亦即其主要的西方盟友，在20世纪70年代初与新中国建立起大使级外交关系。而这一时间节点，恰恰与尼克松访华有关。

“一批30名留学生已被派往中国以继续在各个领域深造。”这是西班牙埃菲社2月8日发自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的一则报道。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9日下午，尼加拉瓜政府宣布断绝与台湾当局所谓的“外交关系”。两个小时以后，北京时间12月10日上午10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与尼加拉瓜复交。在两国复交的《联合公报》中，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此，尼加拉瓜成为了第181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

今年1月18日，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2022宏观形势年度论坛发表开幕特别演讲时表示：“去年尼加拉瓜与中国复交，代表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代表了国际公义、历史必然。搞台独、闹分裂，台湾当局的路必然会越走越窄，终将走向穷途末路，成为孤家寡人，‘邦交国’归零是早晚的事。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

乐玉成在演讲中，还提到美国口口声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行动上却时常“掏空、虚化一中政策”。一些处于“美国后院”的拉美国家、南太平洋岛国曾长期被美国所操控，外交独立、自主性被破坏殆尽。哪怕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以后，这些国家也长期无法跟在美国后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常交往。反倒是美国的一些小伙伴，亦即其主要的西方盟友，在20世纪70年代初与新中国建立起大使级外交关系。而这一时间节点，恰恰与尼克松访华有关。

日本憋着劲儿抢到跑道

1971年7月15日上午，刚开完一上午的内阁会议，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还没走出会议室，秘书就把一份备忘录送到了他的面前。看完这份备忘录，佐藤荣作脸色为之一变。原来，这份备忘录上写道：“基辛格博士于7月9日至11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尼克松总统将于明年5月之前访华。尼克松将在日本东京时间11时30分发表电视讲话。”

佐藤荣作抬腕看表，此时是11时27分，距离尼克松的电视讲话开始的时间只有3分钟。这则消息，对他来说，犹如晴天霹雳，连外交斡旋，或者做些准备的时间都没有。日本该如何做？佐藤荣作明明记得，在1970年末自己作为首相赴美访问时，尼克松对自己说，“关于对华政策将来的发展，将继续与贵国密切联系和协商”。尼克松那样子，就差拍胸脯保证了。而从那次赴美直至看到这份备忘录之前，佐藤荣作压根没有感觉到美国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变化。佐藤荣作从台北方面得到的消息，则是1971年4月，尼克松的代表墨菲给蒋介石递话，要求蒋介石接受在联合国内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的准备。在佐藤荣作的理解，那就是美国对未来世界局势的一种安排。日本只要跟上美国的这种安排，适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即可。

从二战之后的经历来看——无论是其亲哥哥岸信介当首相，还是他自己出山，必须时时谨记在美国面前保持乖乖听话的模样。回想1964年5月，冲击自民党总裁位子的时候，佐藤荣作团队曾起草2万余字的竞选政策纲领《向明天的战斗》草案。其中专门提到对华政策——“由于中共也期待和平共处的路线，可以以政经分离为原则在经济、文化、交通、新闻记者、人员交流等一切可能的领域，加深日本与中国的接触。”当时，佐藤荣作甚至称，“要与中共在经济合作方面自信地推进，对中共不采取封锁政策。在将来应该持这样的立场，即实际支配和代表了中国大陆7亿人民的中共政府不参加国际社会的话，真正的裁军和国际经济关系调整都是无法实现的，期待中共政府早日进入国际社会。”然而，佐藤荣作团队起草的这么大段在当时看来对新中国表达善意的话，其实对当时的日本来说也是相当务实的想法，却遭到了美国方面的打压。美国要求佐藤荣作以其竞选宣言草案中另一段话为从政圭臬，围绕美日关系以及美国与蒋介石台湾当局的关系来行事，凡事要慎重。5月12日，在竞选政策纲领讨论会上，佐藤荣作决定放弃承认新中国的提法，继续以台湾当局为“正统”。

当年6月27日，佐藤荣作正式发表《向明天的战斗》。这一份定稿，不仅删除了对华积极认识方面的表述，对中日政治问题绝口不谈，还扩充了“日美间存在深厚的信任和友谊”这一部分的表述。《新民周刊》记者注意到，在2008年12月22日，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显示，1965年1月13日，佐藤荣作访美期间，曾向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马克纳马拉请求，一旦中日之间发生战争，希望美方能尽快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他还说，如果从陆地上修建核设施比较复杂，则美国不妨从海上对中国实施核打击。马克纳马拉对此表示，技术上完全没有问题。

如今回看这段历史，佐藤荣作其实有两大误判——其一，中国已经在1964年10月16日试爆原子弹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此时，正视中国不成的日本，反而请美国在一定条件下对华实施核打击，是将自己置于很不利的境地，更何况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都不敢对中国动用核武器；其二，随着二战之后国际局势的逐步演进，中美一定会选择时机坐下来谈，日本在无法表示对华友善的情况下，反过来请美国对华发狠，只可能将自己变作被人利用的筹码。

随着尼克松访华成真，佐藤荣作终于无法坐稳日本首相之位。1972年，在其辞职以后，田中角荣胜选，担任日本首相，任用大平正芳为外相。在田中内阁第一次会议上，他就表示，“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他还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即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大平正芳外相说得更加明确：为实现邦交正常化，首相或外相有必要在某个时期访华。

中方对日本政局的变动极为敏锐。在田中角荣首次内阁会议的三天以后，周恩来总理派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率上海舞剧院访问日本，在进行演出的同时，找机会向田中角荣发出访华邀请。

9月25日，田中角荣访华。当晚的宴会上，田中用一句“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来表述侵华战争，引起中方不快。第二天，周恩来对此提出了严肃意见。9月27日，田中角荣见到毛泽东主席。毛泽东问到此事，田中答：“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习惯来改。”毛泽东进一步告诫说：“只说句‘添了麻烦’，年轻人也不会满意。在中国，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裙子上时说的话。”一句轻松的俏皮话，点出了问题的实质。

此后，中日双方起草的联合声明提到，“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9月29日，中日建交。

在送别田中角荣之后，周恩来曾评价他“比尼克松勇敢”。毕竟，田中角荣从上台，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仅仅用了84天。而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的日本方面研究这段历史者如此说：“与你们中国不同，二战之后，日本领土上有美军驻扎的。日本凡事要看美国脸色。但日本又想有所作为。比如在对华关系上，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采取了‘民间先行’的办法来促进中日交往。而一旦感觉到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变，日本的转身速度竟然比美国都快，憋着劲抢跑道，这并不奇怪。”这位研究者还告诉记者，日本政治人物的隐忍，有时候确实有令人看不懂的地方。比如佐藤荣作曾经请美国对华进行核打击，可此后他竟然因为提出“无核三原则”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佐藤荣作的侄外孙安倍晋三同样颇为隐忍，在任上与中美都有周旋。卸任以后却又是另一番姿态。

“五眼联盟”殊途同归

与日本不同，同为岛国、同为美国盟友的英国，早在1950年1月6日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法律上之政府”。有不少媒体、评论人士至今都认为，英国是由于当时占据了香港地区，害怕解放军一举拿下香港，而不得不务实地承认新中国政权。

确实，随着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深圳河畔罗湖桥头，理论上随时可以收回香港。可如果回看历史的话，英国做出如此选择，理由并非如此简单。作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当时的全球霸权濒临解体。未来，是唯美国马首是瞻，还是需要一定灵活性？1948年12月，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向内阁提交了一份备忘录称，在必要的时候要与中国的新政府建立非正式的外交关系，沈阳、天津、北平的英国领事馆都没有撤。当时的中国，国共内战，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中。此后，在渡江战役时，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亦曾在南京江面惹事而遭到人民解放军炮击、赶跑。可另一方面，1949年3月，英国内部已经决定一旦新中国成立就适时承认，并将这一决定通报了美国。

除了因为占据香港以外，英国于1949年11月1日向美国方面送交的一份备忘录，将其与初成立的新中国打交道的原则解释得很清晰了。英国准备在中国“门内留一只脚”，原因大致有二：其一，“苏联及其卫星国已经承认中共政府，一大批俄国技术人员已经到达华北”，英方预计如果由苏联力量完全影响中共政府，对西方并不利；其二，英国认为自身在华经营多年，如果就这么完全放弃“数量很大并有着很长历史”的贸易利益，也太不划算了。

得知英国的决定，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震怒了。美方简直不敢相信——“五眼联盟”竟然可以不统一行动。所谓“五眼联盟”，缘起于二战时期美英之间情报共享的“优库萨”（UKUSA）体系。在1948年，英国又拉着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进入这一情报共享体系。“五眼联盟”有个特点——都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这就决定了英国在承认新中国的同时，又不敢过分得罪美国。其在与新中国达成代办级关系之际，又对外宣称，这并不改变与美国一起“反对共产主义的长期目标”。随着朝鲜战争爆发，西方对华贸易禁运等，英国与新中国的进一步谈判表面上中断了。可双方联系渠道并没有中断。随着尼克松访华，1972年3月13日，中国和英国在北京签署联合公报，双方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同一年12月21日、22日，澳大利亚、新西兰先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在“五眼联盟”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是加拿大。1955年、1958年、1963年，加拿大曾三次拿出了承认新中国和改善加中贸易关系的方案，可生生被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这三任美国总统的强烈反对给压下了。但即便如此，在日后见面时，周恩来曾对1968年4月接任加拿大总理的皮埃尔·特鲁多说：“中国非常感谢加拿大的慷慨，在‘三年困难时期’，当别国不卖粮食给我们时，是你们卖给了我们小麦。”

皮埃尔·特鲁多是现任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父亲。在上任总理之后，老特鲁多亲自推动加拿大的外交系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中国进行了长达20个月的沟通，终于拿出了中加建交方案——两国在1970年10月13日建交。老特鲁多在加中建交公报中选择的有关“一个中国”问题的措辞，日后亦为不少西方国家所应用。

如今回看，“五眼联盟”殊途同归，除了美国等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与新中国正式建交以外，其他四国都在70年代初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特别是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与日本、联邦德国、希腊、荷兰、卢森堡、墨西哥等国，都是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一年内，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当然，这也不代表全世界都为美国马首是瞻。回看20世纪50年代初，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印尼、芬兰、挪威、瑞典、列支敦士登等国就纷纷与新中国建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之际，1971年与15个国家建交。这之后，再一次掀起建交高潮则是在90年代苏东剧变以后，中国政府审势度时，与独联体和东欧一些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而在世界主要大国中，法国又是在外交上比较独特的一个国家。早在1964年1月27日，中法就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不仅冲破了美国的阻挠，更预见到21世纪新中国的和平崛起。1964年1月31日，戴高乐在法国总统府会见记者时说：“中国是古老的国家，历史悠久，人民吃苦耐劳。总有一天中国会强大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一个有效的政府，我们承认这一点就是承认世界的现状。”如今回看，戴高乐的讲话无疑仍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