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4月19日 星期五
这些谣言,源头查清了! “侵扰悲痛”之问
第27版:封面报道 2022-04-04

“侵扰悲痛”之问

金姬

3月22日,坠机地点附近地点村民烧香点烛祈福航班全员平安。

央视记者直击坠机事故现场。

3月25日17时,“3·21” 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新闻发布会。

在追求流量的当下,如何在灾难发生后保持客观、理性并且有温度的报道,在不断逼近新闻事实的同时遵循新闻伦理,仍在不断考验着新闻人和媒体机构。

记者|金 姬

2022年3月27日,是“3·21” 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的“头七”。这天上午9时20分许,第二个黑匣子被找到。

没过多久,一则1分11秒的抖音视频就在社交平台广为流传,标题为《这是空难黑匣子记录仪拍摄的视频》。虽然黑匣子不可能有视频记录,但很多人看了后还是忍不住分享。这并不是孤例,自从3月21日14时38分许东航MU5735航班波音737坠毁以来,互联网上针对此次事故的谣言就层出不穷。个别无良企业蹭流量的灾难营销行为,更是引发众怒。

与此同时,各类媒体平台对于 “3·21” 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的报道也掀起一场舆论风波。抵达救援现场的一家媒体,在3月25日搞出了“第二个黑匣子已找到”的乌龙新闻;后方的一家媒体,因为通过社交网络搜集的遇难者生前信息在事故第二天下午推出刷屏文章《MU5735航班上的人们》,甚至一度引发 “是否在吃人血馒头” 的争论。

灾难的发生让人痛心,不辜负遇难者的方式,是让真相尽可能地呈现出来。在融媒体时代的当下,如何呈现真相似乎又成了一个新问题。从专业媒体、机构媒体到自媒体以及每一个拥有社交账号的吃瓜群众,或多或少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关注“3·21” 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这种关注反映到互联网又形成了另一种场域,值得警醒和深思。

谣言和灾难营销,得治!

根据国家网信办3月26日发布的“指导网站平台加强涉东航客机坠毁网络谣言溯源及处置” 通报,腾讯、新浪微博、字节跳动、快手、百度、哔哩哔哩、小红书、知乎等网站平台,对借东航客机坠毁事故造谣传谣、散布阴谋论、调侃灾难等违法违规信息和账号从快从严处置。截至3月26日,共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27.9万余条,其中谣言类信息16.7万余条,处置账号2713个,解散话题1295个。

其中,有几个3月21日坠机当天的谣言,因为流传甚广,即便辟谣之后,相关视频或截图仍在社交媒体传播。

例如,3月21日16时24分,抖音账号为“元宇宙斯” 发布了“东航客机引发山火视频”,画面中山林冒出滚滚浓烟和红色火苗,背景音为方言。这个被认为是坠机现场画面的视频几乎在朋友圈霸屏。但没过多久,多位网友指出,视频中的口音与广西梧州对不上。经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官庄畲族乡人民政府核实,该视频画面为3月20日当地一个村子因为祭祖引发了山火。

MU5735航班被证实失事后,短短一两个小时时间,网络上出现了近20位自称自己就是没登上飞机的“幸运儿”。此起彼伏的“错过航班幸存者” 在短时间内难以一一证实,让一些专业媒体也“吃药” 了。例如,关于“杨丽萍经纪人是‘唯一没有登机乘客’” 的网络谣言首发于3月21日18时12分的快手账号“太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而很多人此前就看到了“杨丽萍经纪人王焱武” 自述逃过一劫的所谓网络截图。

而网上流传一些东航MU5735失事航班的机组人员图片,也是张冠李戴。

此外,一些看似头头是道的分析文章,也可能是谣言。3月21日16时39分,微信公众号“一点财闻” 发布了一篇名为《东航上百亿巨亏 压缩飞机维修费用》的财经分析文章,将此次坠机归结于东航压缩飞机维修费用。对此,东航权威人士表示,网传消息失实,按东航年报披露数据,其年维修成本在2021年较2019年增加12%。

据国家网信办的通报,以上网络谣言均已被及时清理,首发账号已被相关网站平台依法依约予以关闭禁言处置。

对于“3·21” 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以来产生的谣言现象,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张志安教授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方面,不仅要及时辟谣,还要点出谣言源头,让公众知道它来自哪里,这样的辟谣,效果才更好。有据有理,辟谣的说服力才好;有理无据,辟谣效果就要折损。另一方面,专业媒体去采用网络爆料的素材时,如果未加核实而贸然使用,没有遵循原来的新闻核实标准,可能会存在失实甚至“传谣”的风险。

除了满天飞的谣言,此次事故发生后,另一种蹭流量的方式是借机营销。

3月21日17时15分左右,在于“3·21” 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发生不到三小时,山西省晋中市的一家房企推出一张海报,中间用大号文字写道:“愿MU5735航班的亲人平安归家。” 但底部不显眼区域仍有楼盘信息及售房电话。海报发出后没多久,网上谴责声一片,这家房企才发现不妙,立刻删了朋友圈的海报。即便如此,晋中市市场监管局还是对这家房企因为违反广告法而进行立案调查。

事实上,这两年因为房企业绩压力不小,每逢灾难总有类似海报出现。2021年7月郑州暴雨之后,永威置业、亚星集团和康桥集团以“灾害” 为由头营销自己的房产项目,也因此受到处罚。据《广告法》第九条第七款“广告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以上这些房企无疑都踩了红线。这种行为,自然得治!

媒体如何正确报道空难?

因为种种原因,此次抵达“3·21”东 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搜救现场的媒体数量有限,但大多都体现了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

3月22日晚,事故发生一天半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进入核心救援现场进行直播,现场散落着充电宝、钱包、证件等物品。直播中,看到一张乘务人员的证件时,正在参与直播的记者马上伸手捂住,示意镜头避开,并说“这个不要给特写了”。随后,这位记者表示,“距离黄金72小时还有机会,希望它们的主人还能平安”。虽然4天后的发布会上,确认了“3·21” 东航MU5735航班机上12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的不幸消息。但央视记者直播时挡住乘务人员证件的举动,体现了对于事故相关人员的尊重。

而第一时间向民众报道准确的新闻事实,也是新闻人在事故搜救现场的重要责任。只可惜,在求快、看重点击量的当下,权威媒体也可能马失前蹄。3月25日上午,中国民用航空局主管的《中国民航报》在官微发布了一则新闻《第二个黑匣子已找到!》,而正文只有两个字——真的!这篇微信中,署名7名记者从广西梧州发回报道,加上编辑、校对和审核,共有不下10位新闻工作者参与了这篇报道。

可是半个多小时后,新华社就发文表示,根据“3·21” 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的信息,当时还未找到第二部黑匣子。

当天下午,《中国民航报》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由于我们的工作失误,核实相关事实不严谨,今天上午错误地发出了关于找到第二个黑匣子的失实消息,特向读者郑重致歉!”在张志安看来,这样的致歉声明在传统纸媒时代可以过关,但在当下容易被网民质疑缺乏诚意。因为,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业,新闻业面对新的伦理要求就是透明性(transparency),一方面鼓励公众参与新闻作品的生产;另一方面,当有争议发生的时候,媒体需要向公众更开放地去说明产生问题的原因,而不只是简单道歉。

公众需要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新闻事故” 出现?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说清来龙去脉的道歉,才能让这家媒体更有公信力。

与此同时,对于无法抵达搜救现场的后方媒体而言,通过讲述遇难者的故事,也是灾难报道的一种常规操作方式,但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却激起了读者的不同感受。

3月22日下午,微信公众号“人物” 特稿《MU5735航班上的人们》在微信公众号发表后刷屏。“人物” 在互联网上搜到了许多遇难者的信息,并在他们的社交媒体获得了内容和照片,在最短时间内用文学化的语调整理成篇,不少人说被这些人物故事深深触动,对这场灾难有了更加真切的感受。但是,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批评的声音,例如指责“人物” 违反新闻伦理、侵犯隐私、给家属带来“二次伤害”、“吃人血馒头”等。最终,“人物” 删除了这篇稿件。

然而,除了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以外,从遇难者的亲朋好友着手,深入采访,本身是否有问题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表示,“人物” 报道引发质疑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推出了特稿《我愿意讲述:姐姐姐夫都在那架飞机上,还有1岁半的外甥女》,标题里的“我愿意讲述”,可以理解为对有关“侵扰悲痛” 是否应该之质疑的回应。在新闻学界,有观点认为,遇难者报道已成为抵达灾难真相的一种努力,遇难者跟事故或灾难过程、原因一道构成了灾难的组成部分,遇难者家属的眼泪和悲伤是命运的无常也是人类的共同悲伤,更是调查事故原因、追责或对今后如何最大限度减少灾难损失的最具道义力量的拷问。

当然,也有传播学研究者认为,“人物” 报道的明显问题,是对机上乘客社交媒体内容的使用。著名传播学者、微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丹娜·博伊德(Danah Boyd)曾经论述,公开可见(publicly available)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公开推介(publicized)。一个普通人在微博和公号上写东西的时候,可能只是记录或者给亲朋好友所见,不能假定他们默认了媒体可以使用这些内容。

在这一点上,张志安也持相同观点。他表示,如果当事人曾经用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来进行写作,但他没有实名,那么这些图文就只是处于“公开可见”的程度,相对而言还是偏隐私的,媒体在选用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与此同时,张志安提醒大家,记者即便得到遇难者家属的认可而使用遇难者的“数字遗产”,当事人的故事与空难本身并没有太大关联,这样的“引用” 可能缺乏逻辑。而且,一些遇难者家属并不一定清楚文章发表后会面对怎样的情况,虽然他们有着“倾诉” 或让逝者“不被遗忘” 的诉求。而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需要记者在采访时明确告知受访者可能面对的各种可能。此外,亲朋好友单方面的口述不排除有框架上的“美化” 或细节上的“失真” 的风险,记者很难在短时间内通过单方面的素材去还原一个真实的遇难者。也就是说,类似“人物”的报道很可能引发公众“带滤镜” 的争议,专业媒体的“讣闻”栏目如果是专业新闻工作者去写会相对客观;如果是逝者的亲友来撰文,媒体也会有所选择和判断。

3月27日上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系在线举办了一次实务教研茶座,主题就是如何规范地报道飞行事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许燕表示,灾难报道是一项技术工作,并不是只要有新闻热情就可以完成,它要求记者既要有专业的科学知识、灾难常识和救援知识,还要对人性、人心的洞察和了解。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伍静则建议,灾难报道团队不妨吸收更多专业人士,例如英美国家的媒体会有一个采访库,里面有交通部门、民航部门和应对创伤应急处理的心理学家,让灾难报道从接触受访者开始就体现一定的专业性,这也是新闻伦理的范畴。

如今,“3·21” 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调查工作还未结束。在追求流量的当下,如何在灾难发生后保持客观、理性并且有温度的报道,在不断逼近新闻事实的同时遵循新闻伦理,仍在不断考验着新闻人和媒体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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