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3月29日 星期五
波涛深处的价值博弈
第66版:文化 2022-04-04

波涛深处的价值博弈

吴雪

上图:石窗框俯瞰埃及亚历山大市旧东港的屏障和入口。2000年,亚历山大市附近阿布吉尔湾的水下发现了文献中的埃及古城——索尼斯-伊拉克利翁。

下图:水下考古用具,电火花剖面仪。

上图:“泰坦尼克号”残骸。

遗憾的是,海底遗珍并未受到全人类的呵护。现代商业对古代沉船的接近,越来越和历史与美感无关。

记者|吴 雪

“历经岁月的磨蚀,最纯粹的珍宝只有无瑕的声誉,”莎士比亚曾经写道,“没有它,人只是镀金的土坷或彩绘的泥偶。”

数千年的航海史中,无数载满珍宝的船只由于各种原因,都沉睡在了海底。而迄今为止,这些沉船大多杳无音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算,全球大洋的海底共躺着300万艘沉船残骸,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被探险家们发现。

与此同时,失落海底的城市遗址也诉说着古老文明的存在。它们中有些因为个人的私欲被野蛮地损坏,也有一些在科学家们求知的渴望里被小心翼翼地发掘,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在叙述着人类自己的故事——文化艺术,以及对永

恒的希望。

轻潜,一个里程碑

1848年8月24日,一个名叫莫尔洛的伯尔尼人手持鹤嘴锄和捞网,到莫尔格斯的冉弗希湖湖底搜寻瑞士湖上居民遗址。他的头盔用锌片制作,镶有一块玻璃面板,用皮带紧缚在肩膀上,洛桑博物馆的馆长在小船上用手动压缩机为他输送空气。当时,莫尔洛感觉到了自然和历史结合在一起的美感,更重要的是,他的行为开辟了考古学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水下考古。

水下考古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从陆上考古延伸到水下考古,从潜水设备升级到潜水机器人,今天看似简单的场景变换,在科学发展史上却历经了逾一个世纪的艰难探索。

19世纪中叶以后,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核心,以探索人类文化发展历程为宗旨的近代考古学方法在欧洲产生。西方考古学的先驱一开始就重视海洋文化的探索。但由于潜水技术的限制, 考古学者无法真正敲开通向水下考古宝库的大门。

20世纪初,头戴硬盔的原始管供重潜技术的发明为各种水下探索、包括海洋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潜水技术在沉船等水下遗址的调查、打捞上得到了初步应用。但重潜技术并不适合包括水下考古在内的科学技术潜水活动。

直到1944年,法国海军组建了一个水下工作小组,负责人库斯托发明了自携式水下呼吸器,俗称“水肺”。库斯托小组成员的事业兴趣也从军事潜水转向了水下沉船。但在轻潜技术发明的最初一二十年里,真正的考古学家并未登场。

以瑞典“瓦萨” 号战舰的打捞为例,海底挖掘坑道用以穿引钢缆的技术看上去并无差别,但发掘获得的仅仅是一堆堆文物,工作时并未绘制遗迹图纸,就连遗址包含一艘还是两艘沉船仍争论不休。直到1960年,轻潜技术才终于被乔治·巴斯等人首次运用于格里多亚角沉船的水下考古发掘。

当时在船上打捞出的物品,让考古学家不得不重新思考后青铜时代地中海地区海上贸易的历史。尽管当时的一些发掘技术现在看来略显原始,如将普通相机装在防水盆中充当水下相机,但却是考古学家第一次亲临水下,开创性地在水下实践了考古学方法。这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水下考古技术的诞生。

此后,考古队还发明或改进了许多新的技术和设备,如气袋装置、手扇发掘法、立体摄影、水下电话间等,至今部分仍在水下考古实践中使用。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潜水器也已经出现,随着技术的发展,分为观察型潜水器和工业型潜水器。

观察型潜水器附加了一些机械手,作业能力比较低,工业潜水器可以从事复杂的水下作业活动,但租金价格昂贵,一般水下考古人员会与科研或打捞机构合作,租借使用观察型潜水器,在水况环境里工作,可以提高效率。

但在做相关工作时,由于潜水器和计算机相连接,又对操作技能要求很高,特别在深入海底复杂地形时,防止潜水器中间勾住、挂住或者潜水器失控,因此,需要专业人员操作。从技术上讲,水下考古的发展还与声呐技术的长足发展有关,声呐是一种电子设备,是利用水中的声波来对水下面的目标实行探测、定位以及通信。

现在,在探寻海底宝藏时,水下考古机构或打捞公司根本不用派潜水员下海,只需开动测向声呐和“亚海底扫描器”,就可以在船上将海底甚至海底以下10米深处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在目标确定之后,才由潜水员下到海底勘察及搬运宝藏。

因此,有专家估计,在今后20年到50年,世界各国的打捞公司将把全部已知的、古代有价值的沉船打捞出来。

遗失的古老文明

事实上,随着水下考古工作的逐步推移,深海考古越来越引发水下考古人员的兴趣。特别是地中海较深海域先后发现多条古代沉船,刺激了人们对深海遗存的探索兴趣。比如1900年发现的安迪基西拉沉船和1935年调查的卢西塔尼亚沉船,就是显例。

由于40米—50米的深水肺潜水的作业难度已大大增加,200米到300米基本达到目前水肺潜水的极限,且难以开展具体工作,潜水员面临很高的伤亡风险,深海考古的技术探索,也从基建考古到“人机互动” 的崭新模式。

据不完全统计,世界范围内已开展了近40项深海考古工作。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丁见祥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列举了一些精彩案例。

比如,奥尔曼·兰格是挪威大陆架内的一个大型海底油气管道工程项目,项目完成后可供给英国市场20%的天然气需求份额。但在管道建设之前,挪威科技大学考古学家在17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一条沉船,从船钟、加农炮等信息判断,这是一艘17世纪后半叶的历史沉船。

沉船遗址距离1742年以来的贸易中心——莫尔德仅有42千米,与已发现二三十条历史沉船的胡斯达维卡海岸距离也不远。对研究该时期环挪威海的木材、鱼产品及其他方面的海洋贸易具有重要价值。由于沉船所处海床周边地貌的剧烈起伏,如果管线改道,避让代价十分高昂,遂决定进行考古发掘。当时挪威考古学家与斯拜雷ROV制造商合作设计出一台2吨工作级考古ROV,还设计了专门的数据管理系统用来记录和存储数据。

相比之下,1985年9月1日被发现的“泰坦尼克号” 沉船,其水下考古工作实现了深海探险的“范式转换”。当时美国一家私人公司利用法国海洋探索与开发研究所的鹦鹉螺号深潜器,通过7次探险活动提取约1500件文物,用于展览盈利,这项活动曾饱受争议,并受到了《探索》杂志等的谴责。直到2010年,美国几大海洋研究所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等组成联合考察队,用高度复杂的深潜器所携带的高精度声学与光学设备采集数据,首次制作出“泰坦尼克号”沉船遗址的声呐全景地图,并传输全色3D图像供水面专家研判分析。才真正聚焦到复原“沉船” 这一流动微型社会的巨大价值上来。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深海考古由来已久,法国“奔向月球” 海洋考古计划,开启了“人机互动”的崭新模式。1993年,鹦鹉螺号深潜器在土伦外港近百米深的海底发现了月亮号沉船,并根据评估原址封存。2012年10月,法国考古学家发布“奔向月球”海洋考古实验计划,重启月亮号沉船发掘。核心是通过与斯坦福大学合作研制的海洋一号考古机器人执行深海考古发掘作业,并使人类能够触摸、感受这个过程。法国人自称这是一趟“乌托邦式的旅行”,是一次赌博与冒险。

而不管是旅行还是冒险,海底遗址也一直藏着人类遗失的古老文明。

1958年,美国动物学家到北大西洋考察。当他潜入水下时,在附近的海床上发现了奇特建筑,这些建筑形成了几何图形——有圆形、三角形、正多边形,还有绵延几公里的直线。10年后,他又在附近的海底发现了一面长达450米的巨型矮墙,这道石墙由每块超过一立方米的巨型石块砌成的,绝非天然能够形成。当他进一步深入,逐渐在海底发现了平台、道路、码头,还有一座双翼的栈桥,俨然就是一个沉没几千年的古代港口。人们猜测,这可能是传说中失落的文明亚特兰蒂斯。

而一直存在于文献中的埃及古城——索尼斯-伊拉克利翁,在2000年被法国水下考古学家弗兰克·戈迪奥及其团队,在埃及亚历山大市附近阿布吉尔湾的水下发现。

上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进行了为期3年的系统勘探,从古城发掘出的文物包括一座5.4米高的哈比神雕像,一座阿蒙神-孔斯神庙以及大量戒指、手镯等黄金饰品,还破译了石碑上的古埃及铭文,发现石碑由公元前4世纪在位的古埃及第30王朝法老奈科坦尼布一世制成。

其中最令戈迪奥感兴趣的是72艘海底沉船和超过800只船锚。戈迪奥说,综合考察沉船样式和船锚重量,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有大量远洋商船在这里停泊,说明索尼斯-伊拉克利翁在当时可谓连通尼罗河和地中海的航运要地,是埃及海上贸易的中心。

沉船财富的博弈

遗憾的是,海底遗珍并未受到全人类的呵护。现代商业对古代沉船的接近,越来越和历史与美感无关。

2001年,西方公司与古巴专家组成了一支联合勘探队,环古巴海床探寻海底宝库,无非是为这项计划背后的巨额商业利益。据古巴海底勘探专家加西亚·德尔比诺估计,埋藏在古巴附近海床的沉船和古文明遗迹中的财宝总价值将高达3万亿美元。德尔比诺说,从16至20世纪,总共大约有1600艘船在这一带海域沉没。那些从欧洲来的船上装载的大多是来此倾销的商品,而从拉美前往欧洲的船上装载得更多的则是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被发掘的珍宝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远远大于商业价值。

相比之下,专业的打捞公司则表达得比较直接。索斯比拍卖行曾经拍卖了从佛得角群岛附近海底的一艘沉船中打捞出来的镀银航海仪器——测高仪,该仪器在1645年前制造,是目前通用的六分仪的前身,有关拍卖的收入不得而知。

而此前,韩国东亚建筑公司宣布在东海海域发现一艘沉船,几乎改变了公司的命运。这艘船可能是20世纪初日俄战争期间沉没的俄罗斯黄金走私船“顿斯科伊” 号,载有1200多亿美元的黄金约合1.4万吨,大约相当于世界全部开采出黄金总量的13%。尽管东亚建筑公司在公布这条消息前刚刚宣布破产,有关黄金的报道也引发了人们的怀疑,但这一消息还是使东亚建筑公司的股票市值上升了近14个百分点。

而一直以来,将科技与考古研究结合起来的奥德赛海洋探险公司,也曾因沉船打捞的珍宝归属问题,陷入麻烦。2007年5月,该公司在直布罗陀海峡发现了一艘沉船,船上载有60万枚金银币,价值超过5亿美元。打捞出来后,安置在美国一个秘密场所。但在确认了这条船的身份之后,西班牙政府对这些金银币提出了所有权的要求。他们认为,西班牙才是这笔巨额财富的主人。但是奥德赛公司认为,由于沉船的地点位于公海,同时运送钱币属于商业行为,所以,自己可以保留90%的财宝。更何况,奥德赛公司为了打捞这些财宝已经花费了260万美元。可是,西班牙政府对于奥德赛的要求并不买账。在随后的法律诉讼中,奥德赛公司一败涂地。在经过5年的拉锯战之后,这批财宝终于物归原主。

此外,奥德赛公司在1998年9月打捞出的古迦太基沉船“美喀斯”,因其文化与考古价值太重要,以至于无法将其一一拆开卖掉,奥德赛公司不得不另寻蹊径。比如,录像带、纪念品、珠宝复制品、展览、电视电影……作为新的经济来源。

现实问题是,非法打捞者从海底沉船盗走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文物,从不考虑对水下遗址的破坏。不是没有人想过要对这种盗宝行为进行约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一项公约,加强对海底文化遗产的保护。公约规定抢劫古代沉船及海底考古遗址的行径为非法,并建议各会员国对违反者根据对文物的损害程度给予制裁。公约还授权各国缴没进入他们国土非法打捞的水下遗产。普洛特女士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参与公约草案的修改和制定,她认为尽管像许多国际公约一样,水下遗产保护公约并不具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但这项公约显然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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