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门口的上海人
沈嘉禄
专栏作家
Columnist
爱好美食和收藏
那会儿，进入新的社区后，上海人的性格变了，不大愿意与邻居往来。
上海人对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一直有浓厚的兴趣，美国总统大选，英国女王生日，欧洲国家领导人养只猫、跳个舞，他都当大事体。这也许跟上海一百年前就成为一个口岸城市，国际化程度较高有关，也与后来出国留学、移民的上海人较多有关。
但与切身利益攸关的公共事务他不一定感兴趣，比如业委会选举。上海有很多小区业委会换届常常遇到难产，收到的选票严重不足。许多上海人不愿意参与公共事务，坐等自己的一部分利益到手，但别人辛辛苦苦地付出，他总要指手画脚，不惜以最大的恶来揣测别人，散布流言，阴谋论盛行。
以前绝大多数上海人蚁聚在石库门弄堂里，居住空间狭小，社交距离几乎为零，抬头不见低头见，涸辙之鲋，唯有相濡以沫，才能在艰难时世克服种种困难，保持微弱的尊严。但同时也造成了喜欢偷窥人家隐私，背后说人闲话，传布流言，拨弄是非的习性。
如今住房条件大为改善，进入新的社区后，上海人的性格变了，不大愿意与邻居往来，以至同一楼层的邻居十几年里不相往来，更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似乎被人知道了，大概，就暴露了隐私，会造成不可知的损失，被对方看低一头。外地人认为上海人冷漠，自私，矜持，傲慢，不是无中生有。
上海人也有相对固定的朋友圈，朋友圈里可以谈得比较放松，但与初次相识的人打交道也就客客气气，说话是留了几分的。或许他是在掂量你，包括你的身份、家庭、职业、性格以及支付能力等等，如果有价值——包括利用价值和交际价值，气味对头，三观相近，他才愿意跟你交往下去。
上海滩原本是开放的，正是海纳百川、不拘细流，造就了繁华的市面。然而因为拆白党、仙人跳、放白鸽、阿诈里太多，又因为后来风里来雨里去，窝里斗得天翻地覆，吃过亏的上海人选择明哲保身，学会了察言观色，谨言慎行，城府越来越深，坚决不当出头鸟。
再比方说从开埠后的一百多年历史来看，以士绅为主体的政府组织和民间社团均有较高的威望，也积累了相当的自治经验，推动了上海从传统城镇向近代都市的转型发展。但在后来的城市治理中，民间组织的话语空间不断压缩，以至在某些人的眼里，业委会与居委会的职能相抵触，任何自治的愿望，哪怕十分卑微，都可能被误解。于是上海人就只能一退再退，作壁上观，个别人最终走向社会性死亡。
不过经历了与新冠病毒抗争的“人民战争”，上海人明白身在社区，守望相助，抱团取暖，同甘共苦，必须重新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与价值。尤其是不少年轻人在社群活动中敢于站在第一线，甘于奉献，乐于担当，敢于表达，绽放自我，在积极介入公共事务时也体现了较强的操作能力，引入了具有国际视域的规则与理念，为改善社区管理和打造新型市民文化提供了新的经验。
许纪霖在一篇文章里说：“上海在文化上是个一元的社会，精英阶层和市民阶层在身份上是流动的，但是在文化上是整个的，属于都市的有文化追求的市民阶层。文化人有市民气，市民阶层有小资气。”
所以上海需要营造、完善开放的环境，进一步强化宽松包容的文化氛围和深沉优雅的人文气息。上海市民在建设公民社会的过程中，在面对世界和畅想未来时，应该更开放，更包容，更友好，更积极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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