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上海，更有含“金”量。

上海解放初期，解放军战士在中国人民银行第九办事处门口执勤。

1949年6月，上海学生列队出发，宣传反对非法银元买卖。

伪造人民币、扰乱市场的罪犯被判死刑。

解放初期，各地煤炭运抵上海。

改革开放后，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正式代理个人股票买卖业务。

上海证券交易所旧址（原浦江饭店）现为中国证券博物馆。 摄影/刘歆

今天在金融领域，无论交易规模还是技术保障手段，上海都不再是对国际领先者难以“望其项背”，而是更自信地“同场竞技，平等对话”。上海，有信心“去踢更富含金量的球赛”！

撰稿｜吴健

上海近现代城市起源，首先是经济性的，自漕运码头走来，一步步迈向航运、贸易直至金融中心。其中，1949年解放后的上海金融业转型发展尤为亮眼。有人形容，上海好比金笔，虽然受过时髦的圆珠笔挑战，受过别人的冷落，但终会折射迷人光彩！

那时繁荣不属于人民

上海是近代中国金融业的重要发祥地，1843年开埠后，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和贸易发展的强劲实力，吸引中外金融机构纷至沓来。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是远东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股票、债券市场交易额在远东首屈一指，黄金成交量仅次于伦敦、纽约，更是全国金融银外汇的总汇和货币发行的枢纽。

不少文章每每谈及这些盛况，总是为上海冠以“中国最大工商业中心”头衔，但“工”和“商”谁主谁次，却鲜少细究。国民党当局覆灭前的最后一次全国经济普查（1948年版）统计，上海工厂约占全国的55%，产业工人占54%。但严格来说，上海城市形成与扩张，最初是从商业尤其航运贸易起家，工业发展较晚，又始终附庸于商业特别是金融业，其经济结构是“商业（金融业）大于工业、机构臃肿、畸形发展”。1949年上半年的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统计，工商业总共11万户，其中金融和流通领域的商户与从事生产的工厂的比例为10:1，两者资本额约1:1。

细品个中滋味，如果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倒也罢了，但上海金融业投机之甚，到了解放前夕俨然到了疯狂地步。以银行钱庄为例，1937年为76家，1949年变为211家，数量达到2.8倍左右。同一时期内，上海人口从300多万增至500多万，还不到一倍，工业生产还比抗战之前更加萧条。很明显，金融机构猛增，并非人口增长和生产发展需要，而是旨在谋取暴利的投机活动。本质上，金融业本身不创造财富，它通过出借资本来获利，参与现有及未来财富的再分配，这也意味着金融具有“寄生”与“造血”的双重特征。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中国，贵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无奈地成为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从中国百姓身上抽血的“针孔”。

在上海，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外国银行通过主导外汇行市和出口外币外钞，控制中国货币金融，垄断中国市场，也利用各种政治贷款，影响中国政治。1949年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的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奚伦这样描述当年的金融业务，中外银行本应站在居间位置，调节国际金融往来，服务国际贸易，可上海金融圈却是外国银行控制运输、保险，连利率、所得税也是他们的天下，让中国人去适应他们的条件，“在华资银行户头上，向来只有‘我们资金流入’外国银行的‘往’，很少有外资银行拨付我们银行账面的‘来’”。常见的上海外贸模式是：外国进口商从中国进口，只要开纸空头信用证，在上面片面提出苛刻条件，要挟中国制造商按条件把货物包装起运，等外商拿到提单后才开汇票，而中国进口商要向外国买货，情况正好相反，首先必须填好购买证，办完结汇手续，把美元英镑送到外商手里后，才能发货，“因为在帝国主义者眼里，总认自己有信用，看不起中国人，便营造出这样一套‘殖民地贸易’式的‘购买证制度’，把风险全部转嫁到中国人身上”。

而国民党反动的金融政策更让上海城市经济“气血两亏”。内战三年，国民党当局犹如资不抵债的银行，眼见公债打了六折五折都无人问津，只能乞灵于印刷机，靠滥发法币筹措军费。1947年，“流量作家”张爱玲拿着千字六万元的稿费，也只敢奉行“每月生活费不超百万元”的原则。到了1948年，国民党异想天开，以法币按三百万换一的比率，命令人民兑换金圆券，并强迫人民以黄金向国家银行兑换金圆券。结果，上海市民的黄金尽被搜刮而去，蒋介石逃亡台湾，把20多万亿金圆券丢在市民衣袋里。市面上，商业活动沦为囤积居奇、买卖金钞、放高利贷以及“踢皮球”“卖栈单”“抢帽子”等买空卖空的行为，据估计，此时申城至少有20万人以金融投机为业。上海，这支“金笔”，属实与人民无关。

人民币为人民服务

1949年5月27日，江海关升起红旗时，尚未洗去征尘的三野司令员兼上海市长陈毅就对军管会人员说：“政治作战的比例上，我们是九个人打一个蒋匪军，而在军事上，我们是五个打一个匪徒。在经济作战上，我们是更要好好学习，要依靠着市民大众的合作来恢复上海繁荣。”还没管理过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共产党，能在金融上战胜那帮老奸巨猾的敌对势力吗？

解放军一进城，人民政府依法接管国民党官僚资本的18家银行、19家保险公司和5家官商合办银行。通过一系列依法接管和改组，在上海金融市场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银行的领导。

新生的上海，最要紧的经济课题莫过于平抑物价。金融界里有一条视为圭臬的“费希尔公式”——MV=PQ，即货币量×货币流通速度=价格水平×交易商品总量，货币流通量乘以人们花钞票的速度，等于物价上涨的速度。国民党丢下的通货膨胀，除开纸币滥发，再就是老百姓对纸币丧失信心，早上买只鸡的钱，晚上只能买颗蛋，老百姓当然不留现金，一拿到钞票就火速换成货品保值，哪怕打瓶酱油放家里也心安。于是，方程式中本不该是巨变量的V（货币流通速度）就疯狂激增，同样一张100元纸币，如果一天里飞速交易100次，就变成1万元的“流动性”，能把市面上的酱油买光，而P（物价）也就在“疯狂买买买”的货币流动中扶摇直上。要抑制通胀，保卫人民币，根本之道是恢复老百姓对货币的信心，不要一拿到现钞就上街“野蛮采购”。军管会第一时间要求人民币流通，但投机势力置若罔闻，他们分别以金钞（黄金和美钞）和袁头（银元）为标的物，猛攻人民币。6月10日前的一周里，袁头的黑市兑换价从800元人民币跳到2000多元，有人叫嚣：“解放军进得了上海，可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人民政府当然不会坐视不管。6月10日，辖区包含上海的华东行政区颁布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商店也与人民政府合作，拒收银元。同日，上海市公安局查封金融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逮捕正在非法交易的投机巨头及银贩，到11月下旬查获26家地下钱庄。掐断投机资金血管。同时，一切市政公用事业只收人民币，税收也征收人民币。继“银元之战”后，10至12月，人民政府又以雄厚的物资供应，在商品流通领域打赢了投机资本家掀起的“两白（米、棉）一黑（煤）”大战，使人民币进一步站稳脚跟。两场较量用事实教育了资产阶级，使他们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管理经济特别是大城市经济的能力，人民币获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

作为旧时代的过来人，对国民党掠夺性政策深恶痛绝的经济学大师马寅初热情讴歌“红色货币战”的胜利，“共产党在很短时间里结束国内大规模战争，彻底统一全国财政，国家预算收支平衡，阻断通货膨胀道路。银行货币收支也做到平衡，所有各机关、部队、学校、工厂、合作社等库存资金除保留零星用费外，一概存入国家银行，使国家银行有可能利用这些存款供应借款者的需要。此外，政府又掌握大量物资，进行全国性调剂，如以川米（四川大米）接济上海。因此，自1950年3月以后物资供求也得到平衡了。外汇收支也早已平衡了。有了这四种平衡，即财政收支平衡，货币出纳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和外汇收支平衡，1949—1954年全国各地物价很少变动，人民币信用之高，是旧中国历史上所未有……在这样巩固的基础上，人民币信用将日益增长，成为世界上最完美、最健全的货币之一。”马寅初这样断言是有依据的，1950年12月上海物价比1950年2月降低15%，且从6月起物价趋于平稳，宣告抗战爆发后连续12年的涨价潮告一段落，市民无不拍手称好。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与麦克法夸尔合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国民收入积累率大多控制在年均24.2%左右的合理范围，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在上海，1957年与1952年相比，市民人均消费水平指数增长超过30%，而物价指数同期仅上涨9.5%，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总额增长3倍多，仅此一点，共产党‘说到做到’的作风，让上海人心服口服”。

至于上海相对收缩的对外金融功能，则要从另一个维度思考。早在1949年初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以“统制外贸”一词描绘未来国家进出口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对金融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把上海的金融机构总行、总公司迁到北京，所有进出口总公司也设在北京。国家从南到北设立广州、上海、青岛、天津、大连等五大口岸，维系与世界的贸易关系，它们都受北京总部领导。这种局面的形成，绝不是某个人的原因，而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大搞封锁禁运、台湾蒋介石集团武力袭扰、社会主义大家庭单一市场等等因素叠加带来的合力，构成了其时的中国涉外贸易和金融的高度计划格局。有意思的是，上海外贸却变得更健康（相对于旧中国时代），作为过境地，山南海北的产品、商品继续从上海出入，而上海自身工业和科技实力也奠定了良好的出口基础，上海外贸因此保持了一个纪录——全国的六分之一，这种“幸福”足足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不仅如此，执行管理外汇任务的国有中国银行针对上海的特殊地位，专门在此保留庞大的金融服务机构，以满足贸易购汇结汇业务。相当长时间里，在上海外汇交易所，每天开市时，先由中国银行公布开盘价格，继而由交易员在交易所内根据外汇供求情况自由议价成交。国家本着“推广输出，管理进口，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基本原则，确定管理中外进出口对象，并把进出口货品分为准许、特许、禁止三项，出口必须结汇，进口必须领取进口许可证，除以外汇办法管理进出口贸易，更规定了可以易货贸易。这种安排，既适应了当时全力推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国情，同时也为上海未来金融大发展留出空间。

直面“汤因比效应”

1978年，当邓小平用那双有力的手拉开中国大门时，改革开放的春风让上海金融站到新的风口浪尖。为了发挥银行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诸多专业银行相继恢复或从人民银行中分立出来，纷纷在上海设立机构，1986年，国务院决定重组交通银行，并把它从北京迁至上海，至此国内各大银行均在上海完成机构的设立。

生活告诉我们，当一种传统秩序消失之日，也正是这种秩序下的利益格局重塑之时。上海金融改革的市场压力，首先在上海外贸领域造成经典的“挑战—应战—再挑战—再应战”的汤因比效应。原上海文体进出口公司外销员倪智强记得，改革前，这家“外贸老字号”从不算细账，盈亏都是国家的，企业只管进进出出，但随着改革深入，企业取消“皇粮”，好坏都是你兜着，迫使你担起责任，重视市场，也振奋人们一度失落的想象力、创造性。倪智强不仅要关注国际市场变化，与外方联手生产定牌产品，同时越发关注金融知识，“要搞清怎么去投货物保险，不同的保价针对不同的货品，还要关心外汇波动，在银行帮助下确定浮动价格公式，减少汇率风险”。

而在内贸领域，得益于金融领域改革，上海先是自身突破部门、地区和所有制界限，大力推进工业改组和企业联合。1981年4月，上海就试办三百多户新的经济联合体。它们有跨行业、跨部门的联合，工农、城乡之间的联合，跨地区、跨省市的联合，工商、工贸之间的联合，不同所有制之间的联合等等。从联合的内容看，主流是资金、厂房设施、劳动力上的联合，实现了“1+1＞2”。紧接着，出现了上海与外地省市的联营企业、“补偿贸易”、技术合作等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使上海同兄弟省、市、自治区之间进一步加强横向经济联系，按照协议，由上海提供资金、设备和技术，支持对方扩大产能；对方向上海提供原辅材料和零部件，货物照价结算，按规定收回投资。在那个计划物资紧缺的年代，这种合作既促进兄弟省市的生产，又部分解决了上海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供应问题。

当然，更惊动世人的莫过于股票重现上海街头。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市分行颁布了《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1984年7月，上海飞乐音响与北京天桥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唯二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单位。借助资本的力量，飞乐音响在短短八个月里狂飙突进，承包完成近三十家宾馆饭店、体育馆、俱乐部音响设施的设计、安装、调试工程。飞乐老员工回忆，正因为股价与企业效益乃至职工自身利益密切挂钩，公司的产品研发创新频率很快，总是能走在市场前面，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股票上市前，飞乐一年只生产十二台（套）调音台和音响设备，但现在根据市场信息，一年产量达到二百台（套），还搞出双径向声柱、组合音箱、近讲话筒等新产品，赢得不错的口碑。1986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邓小平将面值50元的飞乐音响股票，作为新中国第一只股票赠给凡尔霖，对方喜出望外……对于这一幕，国际舆论惊叹“中国与股市握手了”！

1986年10月13日，国务院在对《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中明确指出：“上海是我国重要的经济、科技、贸易、金融、信息、文化中心，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之一。”随着市场经济这只“无形之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上海在经济领域更上一层楼，就必须进一步扩大开放，实施深度体制机制改革。毕竟，市场经济活动的一大准则就是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互利互补”，上海作为特大型经济中心城市，着眼于培育和发展高层次、大容量、强辐射的市场体系，需要大力促进地区之间、国内外之间商品、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的流动和组合，这中间，“资金”这一要素的流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旦上海成了国内外资本最能赚钱、商业机会最大、交易成本最小、市场竞争最公平的地方，也自然而然地“中心化”了。

始终有进球之心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到来，国家先后出台投资、财税、金融、外贸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向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入基础建设阶段。

这一年12月19日，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足球队长出身的首任总经理尉文渊这样激励最早的22位员工：“要跟踢球一样总有破门的欲望！”可曾想，今年股票总市值位列全球前三的上交所，刚诞生的那一天只有30个品种证券交易，当天累计成交49笔，成交额5879008元。但谁能想到，为了这一刻，身体强健的尉文渊已经高强度工作忙了好几个月，就连开市也是硬挺着浮肿的脚挪到二楼等待开市敲锣，敲锣之后，支撑不住的他就瘫倒下来，被马上送进医院……

正是这股“破门”的执着，上交所不断提升证券交易模式，1993年在全国首先实现通过卫星大规模向各地会员公司实时传递股市行情的重大技术突破，确立了上交所在全国证券交易的中心地位。1997年，上海证券大厦在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投用，代表着这座“东方明珠”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又一次跃进。楼内3660平方米的无柱交易大厅令人叹为观止，超大容量的电信系统保证用户通过卫星在瞬间将证券交易信息准确传送至世界各地，也象征着中国证券交易市场从长江入海处走向世界。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大楼装修之际，管理1516亿美元资金的美国富兰克林公司亚太区总裁麦普思，就早早认购大楼1240平方米办公区，至于为什么，麦普思只回答一个词——“位置”，“我们考虑三个位置原因：一是我们今后最靠近亚洲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上交所；二是最靠近上海未来的中央商务区——浦东陆家嘴金融中心；三是它就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麦普思着重强调一句：“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就因为上海将是全球的中心，而不仅仅是中国的金融中心。”

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上海已成为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完备的地区之一。目前，上海持牌金融机构总数达1736家，其中外资金融机构539家。上海聚集的货币、股票、债券、期货等各类金融要素市场齐备。2022年，上海证券市场首发募资额全球第一，现货黄金交易量、原油期货市场规模均居世界前三。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3300多万亿元。更重要的是，上海金融要素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根本任务是服务实体经济，上海金融机构在竞争中服务能效不断提升。登陆资本市场是科创企业发展壮大的关键一步，设于上交所的科创板正致力打通科创企业上市融资的“最后一公里”。自2018年科创板设立以来，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2.0、做市商制度等相继推出，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奠定了坚实基础。截至2023年5月底，科创板已上市企业528家，累计首发募集资金8223.6亿元，总市值6.7万亿元。上海还积极推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2020年，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在沪揭牌运营，聚焦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沪启动上线交易……

2023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上海期货交易所考察，听取交易所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等情况介绍，了解交易所日常资金管理和交割结算等事项。习近平强调，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目标正确、步伐稳健、前景光明，上海期货交易所要加快建成世界一流交易所，为探索中国特色期货监管制度和业务模式、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作出更大贡献。

今天在金融领域，无论交易规模还是技术保障手段，上海都不再是对国际领先者难以“望其项背”，而是更自信地“同场竞技，平等对话”。上海，有信心“去踢更富含金量的球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