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教育工作是我最幸福的事
夏逸骅
口述｜夏逸骅 整理｜宓正明
我是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离休干部，江苏常熟金泾村人。1931年7月我出生于上海。1949年，我是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的一名高二年级的学生。我喜欢文学，爱读《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因此，我是班级里的语文课代表。我的语文老师正好与历史老师同住一个宿舍。我经常要往语文老师的宿舍里送同学们的作文本，于是，一来二去，与那位担任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历史老师也非常地熟悉起来，因此，我也受到历史老师不少有关选择人生道路方面的启发。
5月27日，上海解放了。我被这位中共地下党员、历史老师推荐去华东军政大学报名上学，同去报名的还有被历史老师推荐的另外5名同学。当我们被军校录取后，先乘坐卡车来到常熟，又从常熟行军到常州，然后坐上火车，抵达华东军政大学在南京的总部。在军政大学里学习预科，我们既学习军事技术，也学习《社会发展史》与《中共党史》。我至今仍珍藏着华东军政大学的一枚校徽。上面镌刻有毛泽东主席与朱德总司令的头像，还刻有军校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军校学习生活近一年就预科结业了。有的同学被分配去由陶勇担任司令员的海军部队，有的同学被分配至驻扎在徐州的解放军坦克部队。我则随部队来到上海，我担任部队里的文化教员，经常辅导一些年长的老战士学习文化，还为一些战士代写家书，我乐此不疲。遗憾的是没能继续南下参加战斗，但是我们也发了枪，并且每人发了三发子弹，当时，国民党残余的特务还是十分猖獗的。后来，不少军政大学的学生被分配至上海的经济部门工作，有的在百货业，有的在煤炭业，我则被分配到粮食公司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持枪守卫粮食仓库。这里不光有征集来的军粮，还有供应上海广大市民的粮食。
我们日夜值守的粮食仓库设在外滩。当时自己所持的枪械里其实并没有子弹了，而是身上携带了几枚信号弹。万一发生紧急情况，就约定向十六铺方向发射信号弹，那里的驻军只要见到信号弹升空，就马上会赶过来增援粮库，粮食可是当年大上海的重中之重啊！
由于组织上的培养，我被送到浙江路上一所夜校读书，不久又被保送报考大学，我报考的是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入学考试之后，我紧张地等待录取消息。那天的《解放日报》终于刊登了上海录取大学的考生姓名，我夏逸骅竟然排在第一个。我如愿以偿地考入南京工学院，开始学习无线电技术，尤其是自己所钟爱的雷达技术。1956年我在南京工学院本科毕业了，就被留校当助教。从此，我的人生掀开了新的一页，开始了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生涯。
我对专业技术的研究是精益求精的，曾先后编著出版了《彩色电视机》《初级集成电路彩色电视机》《电子线路》等书籍。然而，我不光追求专业知识的广博，同时也比较注重文理相通。我喜欢阅读古典小说，上课时偶尔也可以举小说中的实例为学生们举一反三，这样讲课不会让学生们感到枯燥乏味。后来，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任教。当年的第二工业大学的校址相对比较分散，有的教学点远在城郊接合部，有时，我就得骑着自行车赶去上课。尽管路途遥远，时间很紧，但是我总是克服种种困难，从来不误课。
有一次，我上完课回来，正快速地骑行，不料斜刺里穿出来一个“熊孩子”，为了避让这个孩子，我就来个急刹车，不料刹车过紧，于是出了状况。那孩子虽是安然无恙，但是，说时迟那时快，我的整个身体被蹦了出去，狠狠地摔倒在地，骨盆当场骨裂，后虽经治疗，但还是落下了终身残疾，走路一瘸一拐，从此需要倚杖。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并没有击倒我，我努力克服行走不便所带来的困难，依然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教育工作中去。在晋升副教授的那一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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