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隋唐大运河的中心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洛阳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镇馆之宝" 运河一号古沉船。摄影/吴雪

隋唐洛阳城宫城遗址出土的“新”字长方砖，唐代(618—907年）；应天门西阙遗址出土的带字方砖。摄影/吴雪

隋唐洛阳城应天门夜景。摄影/吴雪

隋朝天津桥遗址。

历史上，洛阳是陆上丝路与隋唐大运河的唯一交汇点，也是连接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的重要纽带。它见证的不仅是商贸往来，更是文化的碰撞、文明的融合。

记者｜吴雪

我立脚在这古城的一列残堞上/打量着绀黄的你这一段腰身/夕阳这时候来得正好/用一万只柔手揽住了波心/运河，你这个一身风霜的老人/盛衰在你眼底像一阵风/你知道天阴，知道天晴/立在这一列残堞上/容我问你一句/明天早晨是哪向的风？

14岁那年，洛阳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张劭辉读到臧克家的这首著名诗作《运河》时才知道，中国的大江大河，除了长江和黄河，还有一条河叫运河。202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洛阳有两个遗址点入选，分别为含嘉仓160号仓窖和回洛仓遗址。

作为隋炀帝设在东都洛阳的国家粮仓，它们建成于大业初年，隋亡被废。仓城中整齐排列着700多个仓窖，各地漕粮均由大运河通济渠运抵，惊人的储粮能力，从侧面印证了隋唐洛阳城的繁荣。元朝以后，“一”字形的京杭大运河不再经过洛阳。但洛阳水运自古发达，直到20世纪50年代，洛河上依然是舟船往来，一派繁忙景象。

6月的洛阳闷热潮湿，傍晚，我从洛阳龙门站驱车赶往老城区，一路上，古都总是随机带来惊喜：满街鲜衣华裾的少年、穿着汉服撸串的姑娘、应天门广场前扎堆拍照的游人……俨然“一夜鱼龙舞”“星桥铁锁开”的盛唐景致。作为十三朝古都，洛阳形胜甲于天下，的确是古人理想的建都之所。

在今日洛阳腹地的伊洛平原上，沿洛河一线分布着五大都城遗址，分别为夏都二里头、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称为“五都荟洛”。北宋司马光诗云：“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在史家眼中，洛阳都城的发展史，构成了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主线。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洛阳见证了大运河的起源发展，曾是大运河的枢纽城市。在隋唐大运河中，通济渠开凿最早，地位也尤为重要。它的渠首段就是洛水，即洛河横穿洛阳城的这一段。也就是说，今天穿城而过的洛河，仍流淌在隋唐大运河起始段的河道上。

漕运|追忆隋唐繁荣

瀍河入洛河西北角，一座形似风帆的金色屋顶建筑格外醒目，它既像一座唐代宫殿群的天际线，又像连绵起伏的风满船帆，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早上9点，博物馆开馆，游人虽比不上应天门等景点的热度，但熙熙攘攘的队伍，足以看得出大运河的吸引力。

步入馆中，头顶陶瓷吊顶作品《云帆》，由洛阳三彩釉画烧制技艺创作而成。每个小菱形由13根陶瓷管组成，寓意十三朝古都和隋唐大运河流经13个重要节点城市；再往里走，三面墙体巨型浮雕《国脉》演示了大运河千帆竞发、舟楫往来的繁荣场景。从隋唐时期的繁荣景象，到明清时期的辉煌，再到近现代史的变迁，这里几乎浓缩了大运河的全部历史。

贺云翱说，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大运河作为黄金水道，是水运的主力军，支撑起多个王朝的漕运命脉。大运河沟通南北交通运输，简单来说，相当于如今高效便捷的高铁。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邗城（今江苏扬州）引江水北行至末口入淮河，将江、淮两大水系连接起来，成为中国大运河的开端。西汉时期，沟通全国的运河体系已初步形成。东汉时期，都城洛阳成为当时全国的水运中心。隋唐时期的大运河连接了关中及华北、黄淮和长江下游三大平原，为唐代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提供了优越条件。

但贺云翱也表示，大运河的独特价值首先在于其政治文化功能。隋唐大运河的开凿，正是与隋唐洛阳城的营建同时开始的。

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隋炀帝欲迁都洛阳，命将作大匠宇文恺等人营建东都，新址选在“东去故城一十八里”，即汉魏洛阳城西18里处。宇文恺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大师。从当年三月到次年正月，他只用10个月的时间，就将新都建成。新都规模宏大，由宫城、皇城、外郭城、西苑等组成，他又引洛水贯都，将城分为南北两部分。

在《元和郡县图志》中，李吉甫称其为“北据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隋炀帝在营建东都时认为洛邑自古以来是帝王之都，“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洛阳城跨洛河南北、漉水东西，在城内以洛水为主干兴建了通津渠、漕渠、运渠、泄城渠等渠道，与谷水、洛水、伊水等自然河道共同组成了具有相当规模而又秩序井然的城市水系。

在博物馆里，镇馆之宝运河一号古沉船可以窥见千年前的漕运盛况。2013年9月，运河一号古沉船在洛阳市偃师区首阳山镇义井村西南、洛河北岸的滩地上发现，长20米、宽3米多。“这艘船由13个船舱组成，船的首尾设置有生活舱，其中一个生活舱的地板上还发现有生火做饭熏烧的痕迹，中部是货舱。”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副馆长曹琥告诉记者。

在一号沉船展出区域，记者看到，船体使用的木料较杂，有柏木、松木、榆木等，是民间工匠就地取材建造而成。在船中和船首设置有双桅，动力是人力和风力共用，在遇到浅滩、风力不足和搁浅时，需纤夫合力将船拖行。根据碳14初步测定，这艘船应属明清时期。

曹琥说，沉船所在位置是隋唐大运河的漕渠故道，充分证明了洛阳汉唐漕运体系历经千年不衰。至于隋唐大运河在当时的作用和地位，博物馆里的一块白色封泥给出了答案。这块白色封泥是当时扬州大都督府进贡给武则天贡品的封印，类似于西方在火漆上印章。封泥上写了时间、官职等内容，是研究唐代进贡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

由于大运河开通后，洛阳担负着南粮北运的任务，同时也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商道。往来洛阳的漕船、商船经常堵塞河道，政府不得不专门设置“都水监”进行管理。

在博物馆里，展出的大业元年刻铭砖、“新”字长方砖，分别出土于洛阳回洛仓遗址和隋唐洛阳城宫城遗址。其中，刻铭砖正面印刻铭文10行110多字，揭示了仓窖的皇家背景，写明了仓窖在含嘉仓里的位置坐标，储藏的糙米从苏州来，足有超一万三千石的储量，是武则天通天二年（697年）的租税。考古人员还在含嘉仓160号窖内发现了保存完整的一窖粮食。该窖一直沿用至宋代。

专家猜测，该窖之所以能够满藏粮食保存至今，很可能跟北宋末年战乱之下粮仓突遭变故而被仓促废弃有关。

渡口|月夜下的盛唐

有运河就有渡口。洛阳市民俗博物馆馆长王支援说，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塑造的大唐洛阳全景中，大运河水面帆影重重、船只往返穿梭不是虚构。

码头是大运河上一类重要的水工设施，是往来舟船的停泊地，同时也是漕粮和商品的集散地。在水运昌盛的交通枢纽，常建造不止一处码头，而码头的兴盛往往也意味着所在集镇和市场的繁荣。隋唐时期的洛阳城内，就分列着南市渡、天津渡、洛阳渡等几个享誉世界的大渡口，每天船来人往，熙熙攘攘，担负着全国乃至域外货物贸易中转的重任。

分逶迤之旧洛，涨浩漾之新潭。洛阳古称洛邑，位于洛阳市老城区的洛邑古城，不仅是古都洛阳的缩影，古城遗迹文峰塔下有潭，还是新潭遗址的一部分。走进洛邑古城，新潭夜间水幕秀正在上演，搭配悠扬的民族乐曲《梁祝》多维度讲述中国故事，与不远处的文峰塔灯光秀交相辉映，一刚一柔组合成为“洛邑夜游双子星”。

洛邑古城内游人如织，老的小的都在这里换上各种形制的汉服，并搭配发饰、披帛、团扇等配饰，沉浸式体验“梦里隋唐，尽在洛邑”的古韵场景。现代，洛邑古城呈现出隋唐文旅新业态，而早在公元701年，为了缓解漕运压力，方便船只停泊，武则天命人开凿新潭码头。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宣教部主任马国哲笑称，武则天是个“基建狂人”。新潭码头是工人挖沙、填石头一点点堆建出来的人工码头，但由于往来船只的增多，工人、船员都在新潭码头休息，逐渐发展成繁华的商业市集。新潭码头的兴起和当时漕运制度的改革密不可分，唐朝宰相裴耀卿将“直达运输法”改为“分段运输法”，规定不同河段采用不同的船只，而新潭码头就是往来船只交替货物的重要地方。

作为重要的漕运码头，新潭在金元时期荒废，后来，人们又在这里建起了南关码头。南关码头是当时洛阳城的洛河水旱码头。明清时期，南来北往的人常从南关码头渡河，因有水陆交通之便，南关地区的商业尤为繁荣，外地在洛的客商还建起了山陕会馆等。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南关码头一带仍有船只开展航运。

在进行大运河申遗时，考古工作者对隋唐大运河遗迹进行勘探，在濒临洛河的南关地区，发现有新潭和漕渠遗迹。隋大业年间，在洛阳城东城南门承福门外分洛水开漕渠，武周时向东开凿新潭。在明代城墙的墙基垫石上，发现有大量利用唐代修建河堤或码头所用的大型石块。金元明清洛阳城的南城墙下，也是新潭遗址的一部分。

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洛水的摆动，南关码头已被河岸和河道覆压。如今，洛河北岸的洛浦公园中建起了洛神广场，南关码头遗址附近洛河边也建有仿古木栈道，供人们欣赏洛河美景。

中午时分，沿着九都路与新街交叉口，向南过洛河桥，在今天的新街跨洛河大桥的洛河南岸，有一处南市码头群雕。群雕中有达官贵人、市井百姓，也有贩卖珠宝的胡商、讲经说法的僧侣。这里正是隋唐大运河上的南市渡。

据文献记载，当时的隋唐洛阳城以洛水为轴线，有100多个里坊，分布在洛河两岸。布局有序，规模宏大，代表了隋唐时期我国城市建设的最高水平。里坊中还设有三个市场，分别为丰都市、通远市和大同市。在电视剧《风起洛阳》中，许多事件都发生在南市。唐及武周时期南市的前身，正是隋时的丰都市。

其中，丰都市“周围八里”，是隋代三市中最大的一个。市场中“榆柳交阴，通渠相注”，分布着120个行业的3000多家店铺；周围还有400多个行栈，都是“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到了唐代，丰都市改称南市，通远市改称北市，大同市改称西市。南市的规模虽有所减小，但地位依然重要。

南市和北市周边的里坊，住宅相对密集。尤其是那些做生意的胡商，喜欢把家安在南市附近。南市的位置大致在今安乐镇茹凹村与曙光村之间，中晚唐以后，这里已成为居民区，金、元以后基本被废弃。

隋唐大运河因为营建洛阳城而开凿，洛阳城又因为运河的开凿而面貌一新。贺云翱认为，大运河洛阳段的开通，使“洛水贯都”成为古代城市格局的典范。而“沿洛河两岸发展”这一城市建设理念，从隋唐延续至今。如今，古城古村仍像洛河岸边的一颗颗明珠，在历史的天空下熠熠闪光。

构建运河文化遗产带

不可否认，大运河的开凿与使用促进了桥梁、码头等水工设施建造技术的大发展。今日的洛阳，隋唐运河沿线分布着众多桥梁遗存，设计者的奇思妙想解决了许多复杂的水陆交通问题，同时又兼顾了艺术美感与天人感应的哲思，成为彼时文人墨客和旅人行者诗文游记中的“常客”。

作为隋唐大运河上留下的重要遗迹和醒目标志，天津桥不能不提。它位于通济渠的渠首段，千百年来屡毁屡建，是王朝兴衰、历史浮沉的见证。宇文恺在洛水上建桥，以连接洛水两岸的宫城、皇城及里坊区。从此，天津桥的名字便与这座城、这条河紧密相连。

最初建成的天津桥，本是一座浮桥。它位于隋唐洛阳城的南北中轴线上，“南北夹路，对起四楼，其楼为日月表胜之象”，长度在200米左右。隋朝末年，李密率瓦岗军攻入洛阳城，焚毁了天津桥。唐代仍以洛阳为东都，并对天津桥进行了重建和改造。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将天津桥由浮桥变成了石桥。尽管如此，它仍然难以抵挡洛水的冲击。史料记载，从唐至宋的数百年间，天津桥曾多次被冲毁。

天津，即天界上的渡口，是船只可在此停泊并驶往银河的处所。桥两端有酒楼、市集。“天津晓月”是洛阳八大景之一，拂晓时分，漫步桥上，举首可见弯月垂挂天幕，俯首可见河面波光粼粼。李白曾在《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一诗中回忆了自己在天津桥南董家酒楼喝酒的情形：“忆昔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天津桥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直到2000年，考古工作者发掘古洛河石堤遗存时，在洛阳桥西约400米处发现了它的石砌桥墩。当前，隋唐洛阳城天街遗址保护展示贯通提升工程正在有序推进，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建设也逐步成型。洛阳市也正在筹划新建天津桥，此举对贯通天街轴线、打造隋唐洛阳城品牌意义重大。

从考古实证的层面，天津桥的桥墩之间跨度为15米左右，但桥墩本身宽度仅有2米，这个尺度无法承载拱桥基础。因此天津桥为平桥，且不存在平桥下拱的情况。清华同衡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研究中心遗产六所所长肖金亮表示，新天津桥可以不拘泥于古代造型，从强化中轴线景观，提升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整体保护展示角度进行设计。

除此之外，运河相关遗产遗存包括隋唐洛阳城遗址中的定鼎门、应天门、明堂及里坊区遗址等城镇遗存。目前，整个河南的大运河遗产构建了集文化、景观、游憩、生态等“多线合一”的运河文化遗产带。比如，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就位于隋唐洛阳城里坊区遗址之上，总占地面积2864亩，其中水域面积17万平方米，1万多米长宽窄相宜的明渠水系既可用于灌溉，也增添了园区的灵秀之气。

在河南郑州的索须河畔，游园、栈道、草坪和嬉戏的水鸟同样吸引了不少市民。另一座大运河重要节点城市开封，则利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进行宋代文化发掘研究，启动了新郑门城摞城片区等规划，力图再现汴河润城的文化风貌。

“遗产保护应被摆在首要位置，在此前提下合理开发。”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庆柱认为，大运河文化本身就是大排档的文化，是纤夫、基层群众的文化。随着时代发展，大运河沿岸的农耕文明印记、码头文化元素正在消失，保护和传承刻不容缓。

陆上丝路的东方起点

“洛阳是世界性的文化遗产城市，不仅仅是中国的。”

贺云翱认为，大运河是隋唐时期的经济命脉，洛阳也一跃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大运河借助洛阳等枢纽城市，一端连通海港城市，一端连接内陆丝路城市，促进了不同地域间文化的交流、沟通和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隋唐时期的对外交往十分频繁，很多遣隋使、遣唐使经大运河到达洛阳，洛阳几乎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商品集散地。从西域运来的玉器、马匹、玻璃制品等，从洛阳源源不断地流向东南腹地、东北边塞，甚至远达日本、高丽、南洋；从东方运来的大米、布帛、瓷器和珍珠等，又从洛阳贩往西域。

洛阳是陆上丝路的东方起点，又通过隋唐大运河连起了扬州，双方有许多贸易往来和人文交往。随着海上丝路的兴起，扬州在唐代也成了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当时扬州“有大食、波斯贾人居住，多以买卖珠宝为业”。

金银珠宝是贵重之物。扬州本地不产金银，但因为各地商贾的存在，留下了不少有关“扬州之金”的记载，《新唐书》中还提到扬州以金银为土产进贡朝廷。唐人赵璘在《因话录》中记载有人从洛阳“持金鬻(音同玉)于扬州”的故事，还提及当时金银珠宝交易的细节。

故事主人翁名叫卢仲元，他把妻子崔氏之兄留下的金子卖掉后，又从扬州进了不少货到洛阳，并用卖货的钱为崔家置了田宅。据说当时金价较高，一两金可卖八千钱。当然，这只是当时洛阳、扬州等地之间贸易往来的一个缩影。与陆上丝路相比，通过大运河与海上丝路运送的商品中，真正的主角应该是瓷器。

与丝绸、茶叶等不同，瓷器既重且易碎，很难经受陆地上的长途颠簸。隋唐大运河连接陆海丝路后，瓷器开始作为贡品大量远销海外。在洛阳东边门户的巩县，即今巩义，唐代属洛州，临近黄河，无论沿隋唐大运河南下还是北上，水路交通都很便利。隋唐时期，巩县窑的发展最为繁荣，可烧制青瓷、白瓷、三彩陶器等。

一般认为，它是洛京窑的一部分。洛京窑始于北魏，是朝廷在京师洛阳一带设的官窑，唐代时，李吉甫作《元和郡县志》，其中就有开元中河南贡白瓷的记载。扬州也曾出土巩县窑的唐青花瓷片，印尼海域的“黑石号”沉船中也有唐青花瓷盘等。

晚唐茶风盛行，茶叶也是大运河与海上丝路运送的主要货物之一。巩县窑不仅烧制茶器，还要烧制瓷偶人，取名“陆鸿渐”，与茶器搭配着卖，有祝茶商生意兴隆之意。陆鸿渐就是陆羽，唐代人，因为写出了《茶经》，他被后世奉为茶圣。

在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展出的一块铜制方形官印，专家判断属于盐铁使。盐铁使为官名，是唐代后期主管盐、铁、茶专卖及征税的官职。隋炀帝游幸扬州后，又在长江以南开江南河，直达杭州，浙东运河则将其延伸到了宁波。因此，宁波也成了海上丝路的重要港口。

据《洛阳市志·交通志》记载，洛阳古代有七条对外交往的通道，其中，洛阳通林邑道、洛阳通日本道、洛阳通高丽道均为海上丝路的范畴。宁波是唐代明州的治所，地处东南沿海，为东海航线的主要进出港。日本遣唐使多次来到中国，阿倍仲麻吕等人都是从海路来到宁波，再从这里北上中原，前往东西两京的。

历史上，洛阳是陆上丝路与隋唐大运河的唯一交汇点，也是连接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的重要纽带。它见证的不仅是商贸往来，更是文化的碰撞、文明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