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9日，河北沧州中国大运河“非遗”展示馆里的传统文化魅力。

昆曲《牡丹亭》。

梅葆玖（右）是梅兰芳的儿子，梅派艺术传人，代表作有《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等。

2024年6月15日，大运河边的戏曲表演吸引游人。

大运河奔流千里的水路，也是传唱千年的戏路。

记者｜王悦阳

一河千里，一梦千年，笙歌雅音，流韵不绝。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大运河奔流千里的水路，也是传唱千年的戏路。由南向北，伴随着汩汩运河水的流淌，不同戏曲种类在这里诞生、交流、融合。百戏之祖昆曲，在运河畔的江苏昆山诞生；被视为国剧京剧源头的四大徽班进京，也是从扬州启程；从“滩簧”到“梆子”，唱念做打，管弦丝竹，戏韵悠悠，道不尽悲欢离合，演不完家国情怀。梨园中的缓歌慢舞，氍毹上的中国故事，熏染着这方土地上的风雅生活，吟唱着古老中华文化与审美的品格与传奇。

毋庸置疑，大运河的通航，在文化上，为南北戏曲艺人的交流提供了便捷，艺人们在为运河沿岸的百姓送去艺术享受的同时，也在沿岸的城市乡村播撒了戏曲的种子。在这个意义上说，大运河是中国戏曲的母亲河。

水路戏路

明清时期是中国戏曲的繁荣时期，京杭大运河沿岸及临近地区的城市与市镇是中国戏曲各种剧种声腔最主要的吸纳与聚集之地；京杭大运河水道是中国戏曲各种剧种声腔最重要的传播通道。对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苗菁有着深入的研究。在他所撰写的《水路与戏路》中，特别强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里有对中国戏曲发展最重要的需求者、欣赏者、研磨者及供养者。这种现象，对明清中国戏曲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有这样一个规律，即当某一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戏曲声腔，并经过无数艺人不断演出与改进获得成功后，一般都要试图走出本地，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机会，甚至可能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剧种声腔。而大运河的存在，成为地方戏曲生发、繁荣、传播最有效的途径。

典型的例子就是元代末年兴起的海盐腔，首先以运河岸边的嘉兴为中心，在附近区域传播。明嘉靖时，开始走出这个区域，沿京杭大运河一线向外传播。向西到了湖州；向北沿运河到了苏州。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海盐腔开始溯京杭大运河北上，先到扬州，接着又继续向北传播，至少在明嘉靖后期，就已传到了北方运河城市今山东临清。写成于这段时间，反映临清地区生活的小说《金瓶梅》就曾多次提到“海盐子弟搬演戏文”，恰为最好的佐证，可见此时海盐腔已经在临清这样一个北方城市扎下了根。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又提到，那些唱海盐腔的艺人都是苏州人。这又说明，传到临清的海盐腔很有可能是从苏州地区溯运河而上来到山东的。此外，海盐腔沿运河还传到了北京，并进一步在整个北方地区流传。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成书的《丹铅总录》中说：“近日多尚海盐南曲……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数十百年，北曲亦失传矣。”可见嘉靖时期，海盐腔作为南曲的代表，已在整个中国北方盛行起来。

清后期，戏曲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京剧的兴起。说到京剧，不能不提到徽班进京。徽班是以演唱“二黄腔”为主的戏班，兴起于安徽南部。在当地产生较大影响后，和很多地域性剧种声腔一样，徽班也走出了安徽南部，第一个重要去处便是扬州。《扬州画舫录》提到，“安庆有以二簧调来者”。在扬州，徽班的演唱很快就以特色独具、技艺高超胜过其他剧种声腔，也自然引起上层社会的注意。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帝八十大寿，朝廷命浙江盐务承办皇会。闽浙总督伍拉纳便派遣在扬州影响较大的徽班“三庆班”从京杭大运河顺河而上，进京为皇帝贺寿。进京后，三庆班很快便以阵容强大、演技出色赢得北京观众的普遍赞誉。此后，又有众多徽班沿京杭大运河进入北京。于是，徽班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二黄腔成为京城最盛的声腔，并逐渐演变成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京剧。

京杭大运河之所以能够成为各种剧种声腔传播的重要通道，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苗菁看来，最根本原因是京杭大运河沿线为当时中国交通最发达、商业活动最活跃、人口也相对集中的地区，对戏曲的需求最大、最强烈。除此之外，明清时期，各地商人纷纷向京杭大运河沿线及沿岸城市与市镇集中，这对各地剧种声腔向其聚集、传播具有促进、带动作用。与此同时，京杭大运河沿岸城市与市镇是达官贵人、豪商大贾最集中的地方，他们凭借财力蓄养家庭戏班，并借此写戏、听曲、赏戏，或钻研戏曲技艺，或以戏会友，或以“家班”为自我宣传与交际应酬的途径，促进了南北戏曲艺术的发展与繁荣。与此同时，明清时期皇帝沿京杭大运河的几次南巡，对戏曲在京杭大运河沿岸城市与市镇的聚集与传播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吴越江南

大运河沿岸，江南永远是一派柔情似水，温润雅致。此处河宽、桥密、塘多、漾清，物产丰饶，自古繁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吴越文化更是底蕴深厚，蔚为大观。

舟楫往来，桨声欸乃，水动波亦动，琴奏箫亦鸣……古戏台上，水乐缠绵，乐如水，水如乐，听得人深深地醉了。在江南运河沿岸，不仅有着水磨调，丝竹声，也有着的笃班，古戏台，水声波影上的戏韵，更见风流蕴藉。作为传统戏曲的载体，戏台联系着我国古代多种多样的宗教习俗和戏曲民俗，负载着传统戏曲的艺术形态和观演关系，乃至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运河上的古戏台，无疑是见证我国戏曲艺术产生、发展和走向辉煌的宝贵实物。

毋庸置疑，大运河畔的古戏台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戏剧舞台的活标本，它是研究中国戏剧史、剧场史的活标本，是“固态的戏剧文化”。鲁迅先生的《社戏》中有如下一段描写：“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种临河空地上“仙境”般的演艺夜景，或许每一个绍兴人都不陌生。明清以来，绍兴戏曲声腔繁盛，民间戏班穿梭于阡陌市井，香市、神诞、会市终年不断，城乡不仅广建精构的“万年台”，而且还在晒场、空地因时因地加建临时的“草台”。繁盛的戏曲声腔艺术，不仅活跃了城乡的经济生活，更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绍兴的地方戏，正是在水路传播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越剧始于清同治年间，嵊县农村出现落地唱书，以四工合调说唱短篇农村故事，很快流行当地并逐渐传至杭嘉湖一带形成长于叙事的新调（吟哦调），开始说唱长本书。光绪三十年（1906）春节期间，嵊县农村艺人首次化妆登台，演出《赖婚记》等剧目，因只用笃鼓、檀板按拍击节，的笃之声不断，故称“的笃板”或“小歌班”，渐次衍变为一种地方戏曲，并流行于绍兴、宁波一带。男班文戏进入全盛时期，之后又出现了文戏女子科班。此后，女子戏班林立，称为绍兴女子戏，简称女子文戏。在谢晋导演的电影《舞台姐妹》中，有一个极为经典的镜头——长长的运河，蜿蜒的板桥，越剧戏班沿着大运河一带辛苦地卖唱，耳边久久地回荡着歌声：“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愿将清泉洗双目，远望前途花似锦。莫道乌篷破浪过，前面尚有万里行。”正是顺着大运河的水，女子越剧走出了曹娥江，融入了黄浦江，并在今后的岁月中，拥抱时代，成就了“中国第二大剧种”——越剧。

还有享有“百戏之祖”美誉的昆曲，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第一批“人类口述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榜首，昆曲正产生在运河岸边的昆山、苏州一代。据考证，昆山腔出现并逐渐演变成著名声腔，除了自宋元以来江南一代有较好的戏曲传统这个因素外，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是运河的因素，因临近运河，苏州成为南北戏曲、音乐的交汇点；二是欣赏与创作群体的因素，因经济、贸易的发达与繁荣，苏州成为富庶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这些人群中，尤其是士大夫与文人们，对戏曲有更高、更艺术化的要求，他们成为昆山腔的重要观众来源及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以此为基础，魏良辅等人才走上了改革昆山腔的道路。他们借鉴各地戏曲艺术，对传统昆山腔的声腔、歌唱、伴奏等进行了广泛改革，使得昆山腔由“率平直无意致”（余怀《寄畅园闻歌记》）的“讹陋”声腔，变成了“清柔而婉折”的艺术（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这是一条提高与雅化的道路。正是由于这种改革，才使得昆山腔由一种只限于吴中一隅的声腔，迅速扩大了影响，最终成为“四方歌者皆宗吴门”（徐树丕《识小录》）的居诸腔之冠的剧种。

齐鲁京津

当大运河跃出江苏骆马湖水域后，就开始转入山东地界。泰山、黄河、孔子，山东分布着华夏五千年的文明的标志。刚走出江苏的柔美，运河文化到此为之一变。不再闻江南才子的吟风弄月，只见山东大汉的铁骨铮铮。

传说在远古时期的中原大地上，曾发生过一场战争，北方部族的首领黄帝打败了南方的蚩尤，统一了华夏。后来的《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蚩尤氏头有角，与黄帝斗，以角抵人，今冀州为蚩尤戏。”这个“蚩尤戏”，也称“角抵”，既是戏曲艺术的雏形，也是杂技、武术的雏形，产生在大运河沿岸的河北一带。

大运河过山东德州，向北的第一站就是著名的“杂技之乡”——河北吴桥。民间曾流传着这样的话：“上至九十九，下到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会一手。”说起吴桥杂技，不仅是河北人的骄傲，也是中国人的自豪，海内外自古就有“没有吴桥不成班”的说法。时至今日，尽管诞生在这里的“蚩尤戏”早已成为久远的传说，但依旧可以在这杂技之乡，发现它们血脉相通的印记。至今，在吴桥的技艺中，还依稀可以看到早期“绝技”和“故事”杂糅共生的痕迹。“扁担戏”中就残留着这样一种古朴的风格——一代代艺人把很多简单的事物变成绝技，而这绝技后面是一种挑战常规，苦中作乐的性格。可以说，所有的杂技人在向极限冲刺的过程中，共同演绎了一台大戏，创造了一个角色——一个智勇双全豁达乐观、历经苦难笑看人生的挑战者的角色。

大运河出山东，经河北，过天津，就到了北京城，这曾经是过去南北漕运的主要渠道。而天津是这条水道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码头。

天津城的一边是首都北京，另一边则是通往世界的大海，于是，古今中外，各色的风情熔铸成了这座城市。自古以来，天津就被称为“戏码头”，多如牛毛的戏班穿梭往复在三江五湖、九行八座之间。过去梨园行有句老话：“北京学戏，天津唱红，上海挣钱。”据说，旧时京城出去的演员才被认为正宗，而这正宗的京角只有到上海演出，才有可能在个把月里，挣出一套天子脚下的体面宅院。而这条名利双收的路上，天津是最难的一道关。大大小小的戏班几乎都有一个共识——天津的戏最难唱，因为天津的观众最懂戏，要求也最高。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大小几百个剧种，几乎没有一个出在天津，可就是在这里，却成了梨园行能否“成角儿”最重要的地方。究其原因，最主要是天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它是南北运河交汇之所，自明清以来，这里漕运发达，千帆云集，南北两地最好的戏班，无论北上还是南下，天津是必经之地，好角儿看多了，眼光自然就高了。

而在北京，被称为“海子”的什刹海、积水潭是京杭运河的终点。自元朝起，水面浩瀚的什刹海北岸一带，就已经形成了热闹繁华的商业集市。到了民国年间，虽然水域面积缩小，但夹堤杨柳，盈水荷花的什刹海，却能在消夏四胜中胜出，还是得益于京剧演员的频频光临。据历史资料显示，在什刹海北岸的会贤堂对面，每年都照例要搭起可容三四百人的杂耍棚子。前场吹拉弹唱，后场大锣大鼓地上演京剧。名演员如杨小楼、王瑶卿、梅兰芳、程砚秋、谭小培、筱翠花等，每于演戏之余，信步游赏。没有堂会的机会，他们也常从南城驱车而来，小做盘桓。一般百姓偶见其庐山面目，无论春夏秋冬，名伶的身影都会引起市民的欢呼，京剧艺术受欢迎程度之热烈，亦由此可见。

由南至北，河边弦歌不辍。在古老的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之中，大运河无疑是中国戏曲“水路传播”的活化石，它促进了古代戏曲的南北交融，提供了戏曲繁荣的物质基础，奠定了运河沿岸“百花齐放”的戏曲面貌，无愧于“一条中国艺术发展的重要文化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