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北大运河通惠河桥。

“京杭运河积水潭港”石碑。摄影/应琛

营建北京城的石砖通过运河运抵北京。摄影/应琛

通州北运河风光，远处的燃灯塔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标志。

万宁桥跨在什刹海入玉河口处，是元代大运河漕运的始点。摄影/应琛

澄清上闸遗址。摄影/应琛

位于什刹海西海湿地公园内的郭守敬纪念馆。摄影/应琛

北京通州大运河两岸风光。

仰赖大运河这条运载力巨大的“黄金水道”，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京来，造就了京城建筑的宏伟和壮美，造就了京城生活的繁华和富庶。

记者｜应琛

从北京地铁什刹海站出来，沿着地安门外大街向北走100米左右，就到了大运河遗产点之一的澄清上闸（万宁桥）。再朝西前行一小段右转进入前海东沿，在前海东岸的火神庙西侧广场上，便能看到一块高2.8米、宽5.2米的泰山石卧碑，正面镌刻“京杭运河积水潭港”八个金字。卧碑西南侧则另立青白石碑，铭刻由什刹海研究会组织多位专家写成的《京杭运河积水潭港碑记》。

在元朝，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开创性地开凿了一条从通州到京城内的运河——通惠河，同时引昌平白浮泉水至瓮山泊（今颐和园昆明湖），供给这条运河的水源。于是，南方的船只可以通过这条运河直接行至什刹海，在积水潭码头卸货。这里就成了大运河最北端码头的所在地，见证过百舸云集的胜景。

大运河不仅深刻影响了北京的城市发展历程、城市格局和城市文化，也给北京留下了大量文化遗存。

近年来，按照人文运河、生态运河、魅力运河的理念，北京持续推进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利用。在得到充分保护的基础上，北京的运河文化遗存被赋予新意，参与和融入当下生活，唤醒城市的运河记忆。

“漂来”的北京城

“云光水色潞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支塔影认通州。”清代诗人王维珍在《古塔凌云》中提到的“一支塔影”，说的就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标志——燃灯塔。在大运河漕运鼎盛之时，沿运河北上的人们经过数月漂泊，望见古塔凌云，便知道自己距离北京不远了。

“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潞河（北运河的前身）北端漕运终点通州城的精致。燃灯塔在当时几乎成了北京的标志。时至今日，燃灯塔依然以‘古塔凌云’为通州八景之一令人称道。”大运河文史专家、北京市通州区博物馆党支部原书记任德永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将通州之于京杭大运河古都北京的位置形容为“千年运河我为北首，百里长街我为东端”。

作为北京的东大门、北运河的起点，通州之名，便是取自“运河漕运通畅周济”之意，素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美誉。

燃灯塔所处的“三庙一塔”景区内，还陈列着三根皇木。这三根皇木原本应在通州区张家湾村的明清皇木厂短暂停留，然后被运送到紫禁城成为修建宫殿的材料，但一场意外让它们沉入水底，直到2005年运河清淤时才重见天日。

“北京流传一种说法，北京是运河上漂来的城市。”任德永说，除了木材，砖石也是营建北京城的重要材料。

如今，漫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游客也许很难想象，故宫的城墙及宫室外地上铺的砖石，全部是来自400公里外的山东临清烧制的青砖。除了砖的质量上乘，还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紧靠运河，交通方便，烧出的砖可直接装船运往京城。

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就曾在紫禁城600岁生日之际，推出过他的著作《大运河漂来紫禁城》，将中国历史上两大伟大工程结合起来。

仰赖大运河这条运载力巨大的“黄金水道”，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京来，造就了京城建筑的宏伟和壮美，造就了京城生活的繁华和富庶。可以说，北京的城市发展史，正是一部中国运河发展史的精华版。

运河是为满足漕运而出现的，最初为配合军事行动而开挖。《左传》记载“秋，吴城邗，沟通江淮”，为北上争霸，吴王夫差命人开凿邗沟，挖出了大运河的“第一锹”。隋炀帝即位后，相继下令开凿沟通黄河和淮河的通济渠、连接洛阳和北京的永济渠，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水运网络。作为隋唐大运河的北方终点，北京很快成为北中国的区域中心，镇御一方。

辽金和两宋时期，北京开始从北方军事重镇向王朝都城转变。政治中心的变化使漕运方向和路线发生重大改变。金朝统治者完颜亮将原来的潞县设为通州，确定通州以漕运为主要功能服务金中都。

元朝疆域辽阔，定都燕京，称作大都，北京由此成为统一王朝的都城。郭守敬主持开凿京杭大运河，又将北京原有的水系通过通惠河在通州连接京杭大运河，漕船带着江南经济中心的物产，可直接驶入积水潭码头。大都城迅速发展成为一座兼容并包的繁华都会。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进入兴盛发展阶段。大运河上不仅有运送粮食的漕船，还有各类政务用船、民间商船和使节用船，丝绸、茶叶、砖木等物资依赖大运河千里通波，使北京城拔地而起并顺利“转型”。当时作为漕运中心的通州也因此有了万舟骈集、舳舻蔽水的独特景观。

可以说，元明清三代大运河都是帝国京城运转的生命线。

“元朝定都北京之后，一开始是粮食量有所增长，从原先的100多万石，到后来每年三四百万石的漕粮沿大运河运往北京。”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史志学研究所副所长高福美告诉《新民周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个很意思的转变，“到了明清时期，运河上民生日用品的量其实是多于漕粮的”。

高福美介绍，明清时期经由大运河载粮北上的漕船，按照规定可携带一定数量的土宜，即地方特产随船发卖。据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的崇文门税关档案记载，当年南来漕船多达3400余艘，携带茶叶、白糖、纸张、槟榔、白蜡、桐油、姜黄、鱼胶等商品数十种。此外有来自东北、西南、闽广等地的商人贩运大量当地商货来到京城，并纷纷在附近建立了各地商业会馆。

“明代，运河终点码头由城内的积水潭改到大通桥附近。土宜相当于‘免税商品’，不需要交税。但当时其他外地商旅经运河进京，都要经由崇文门税关进城。”高福美表示，因此大运河还见证了中国税收制度的变迁。随着官商客旅频繁往来、商品交流范围扩大，崇文门税关的税收持续增加，显示出强大的征税能力，成为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

与此同时，士人、商人、民间艺人等人员都倚赖着大运河入京，南来北往的人口流动加速了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使北京成为全国文化中心。而藩属国与外国使节、传教士等，同样沿运河航行，留下关于大运河见闻的记录，见证了大运河在中国与世界交往中发挥的联通作用。

清朝顺治年间，在《中国新地图集》中，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对大运河与北京城的“脐带”关系作了生动而具体的描述。他写道：“这里无论是必需品还是奢侈品，应有尽有。皇家用船就有几千艘，更不用说私人的了。他们运送各式各样的东西，小到值不了几个钱的东西。无论从南到北，中国人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通过河流可航行的河道把船一直开到了首都。这些工程简直是太绝妙了：有天然的河流，也有人工的运河，让他们畅通无阻地航行好几百公里，最终云集在天津的贸易集市，然后从那儿北上入京。因此，即使是在这个被称为物产不丰富的城市，也成了各种产品的集散地。这一事实证明了民间关于北京的传说的确名副其实：北京什么也没有，但是什么也不缺。”

“运河不仅满足了北京漕运的需要，还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加强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之间的联动。”高福美表示，明清北京作为都城所具有的消费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功能，不仅是最核心的城市特征和内在动力，同时以其为中心形成的市场圈和交往圈，对北京与相关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今，北京全力打造消费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功能，从城市发展历程来看，无疑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

运河新生，濡养京城

因近代铁路运输的兴起和频繁战乱等等因素，北方运河难以疏浚治理。20世纪初，清廷决定放弃漕运，延续了近2000年的京杭大运河漕运画上句号。

清政府不再对运河进行全面疏浚，一些河段淤塞不通。民国时期，虽有全面整理运河的工程计划，但未能实施。1949年后，黄河以南运河河段在交通运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黄河以北河段虽得到整治，但一些河道长期断流甚至干涸，京杭大运河一直不曾全线通水。

作为通州庞村人，任德永自幼对通州古文化耳濡目染，对运河的故事更是如数家珍。1988年大学毕业后，任德永被分配到通州城当老师，本来学体育出身的他阴差阳错地教上了历史，从此与运河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想让学生们知家乡、爱家乡，运河就成了最合适的教材。他带着同学们走进过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把燃灯塔、葫芦湖、张家湾古城等大运河沿线文物古迹当作课堂，让学生们现场感受历史的美妙与奇特。

后来任德永被调到了通州博物馆。调离学校多年以后，他还经常主动回到校园，继续向同学生们介绍运河文化。

但有一件事，对任德永的触动很大。2000年暑期，他带队参加北京市中小学生大运河考察团。当北京城里的学生来到通州北关附近的一道运河船闸时，都不肯下车，因为当时河水的味道太刺鼻、太难闻了。

“孩子们还埋怨通州人民没把运河保护好。”任德永说，当时这一带河道不畅、淤泥堆积，臭味一股股地往周围扩散，谁也不愿意到这里遛弯儿。为了改善运河水质，任德永和相关专家不停奔走呼号，利用各个渠道发声。

也就是在之后不久，2004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最早提出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2005年底，“运河三老”联名向京杭大运河沿岸18个城市的市长发出《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通过新闻媒体发表，信中呼吁：“加快京杭大运河申报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大遗产的工作进程。”

公开信发出后，杭州市、扬州市和北京通州区相继作了回应。随着2014年申遗成功，经过综合治理的大运河焕发新生，能更好地服务首都城乡建设与人民生活。

几年间，无数挖掘机与工人在淤积的河道处挖河槽清淤、局部调堤，越来越多的河道变得水流畅通，水质肉眼可见地好了起来。如今，穿城而过的大运河已然成为通州的独特风景线。“蓝绿交织底，银河串古今，半城温暖半城清”的运河图景，正是让大运河重焕新生的生动体现。

事实上，漕运功能的消亡，从未妨碍大运河对这座城市的濡养，依旧发挥着防洪排涝、供水灌溉、内河航运、生态景观等多种功能。

早在20世纪中叶，我国历史地理学科奠基人之一侯仁之先生就以水源水利的视角融入北京城市史研究，考证出大运河等水利工程与元明清北京城市规划的关系，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

明清时期，虽然大运河的漕运水道不再穿城而过，但这些水道仍然被部分利用为城市水道，曾被大运河串联的积水潭、太液池（后称南海、中海、北海）仍起到了优化北京城市水环境的作用。

在北京城西北，元朝时曾用来调节城市供水量的瓮山泊在明清时逐渐扩大水域，成为了昆明湖，它是“三山五园”的自然山水依托——正是围绕这片水域，清朝营建了蔚为壮观的皇家园林、行宫别苑。

“运河水利工程不仅为中国水利建设、水工技术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也为后来北京的城市水系格局和城市湖泊景观奠定了基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长松认为，“运河的水联结起北京城内众多的河湖水域，滋润着两岸，给北京城增添了不少灵性。现在北京好多带海、河、沟、湾、桥的老地名，虽然可能已经没水了，但或多或少都与运河有关。”

而灵动的城市水环境又为北京市民提供了滨水休闲空间。比如，盛夏的什刹海西海湿地公园里，柳林环堤，千顷荷花，芦苇丛丛，水鸭为群，蝉声鼎沸……郭守敬手拿书卷、凝视前方的雕像就伫立在岸边——为纪念郭守敬主持修建京杭大运河的功绩，北京将西海北岸山坡上的汇通祠设为了郭守敬纪念馆。近几年来，什刹海西海通过拆除违建、疏通堵点亮出岸线，还湖于民，让西海“静”下来。西海湿地全线共新建7处总计1000平方米的环湖观景栈道，成为市民休憩观景的亲水之地。

大运河还影响了北京的城市功能布局，形成了积水潭、二闸、高碑店、通州张家湾等码头商业区，以及德胜门、朝阳门、东直门以及东便门附近的物资仓储区。

就连北京素来的“东富西贵”的说法，有专家认为，其中“东富”的形成也与大运河密切相关——由于漕运管理的需要，北京东城有着诸多储存粮食物资的仓廪，使得更多商人来此居住，逐渐孕育了东城的商业文化。

用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总撰稿人、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张谨的话来说，大运河代表了一种非常有远见、有视野的城市规划智慧，尤其是把城市规划和水上物流都考虑在一起，全面调动城市的各种资源。

进入新时代，大运河更是促进了首都功能提升、城市副中心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沿线区域合作，增强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讲好新时代运河文化故事

如今，沿着大运河遗迹穿行北京城，52处物质文化遗产点点缀在82公里的运河沿线，包括运河河道、运河水源、运河桥梁、水利管理机构遗存、桥闸遗址等，与运河右岸拔地而起的三大人文建筑——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艺术中心一起，串点成线，古今辉映，形成大运河文化带。

既要保护好大运河，又要挖掘好大运河文化。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强调，“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北京要积极发挥示范作用”。

同年8月，北京成立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组。同时，2017年发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正式将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列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的重要内容。三条文化带承载了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记忆，是北京文化脉络乃至中华文明的精华所在。

运河滋养着北京，北京同样守护着运河。北京在沿线各省市中第一个编制大运河文化带规划，在全国率先印发实施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先行的顶层设计，为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保驾护航。

在永通桥东侧不远处，因对大运河沿线文物御制通州石道碑保护勘测，路县故城遗址被意外发现，通州建城史也因此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目前，一座包含博物馆、复原遗址在内的路县故城遗址公园将开展二期工程建设，它不光通过高质量的绿化工程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还将因地制宜，专门在公园里设置农耕器具、烽火台等代表遗址文化的展示区，注重文化传承，丰富公园功能。

大运河北京段主体——通州北运河一带现已打造成了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大运河沿线的4座公园串联起来，形成有历史、有文化、有生态、有活力的景观带。经过5年的打造，今年初，这里正式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超12公里长的景观带将被更多人看到。

2022年4月，京杭大运河终于实现百年来首次全线通水；6月24日，京杭大运河京冀段62公里实现游船互联互通。游客可以从大运河奥体公园二号码头出发，乘船欣赏10公里的运河水路，零距离感受大运河的文化魅力。宽阔的水面波光粼粼，不时有飞鸟悠然掠过；沿岸绿道蜿蜒、垂柳依依。

纵观运河两岸，大运河文化点位星罗棋布——通州文庙是南方学子进京的第一站，历史上这里培养出了状元、进士、举人等人才；燃灯塔下的葫芦湖，是金代闸河遗址，明代时，葫芦湖改成转运码头，在这里大船换小船，再由小船经通惠河进京城；葫芦湖边上的大光楼，被誉为“大运河边第一楼”，明清时期，这里既是漕船北上的终点站，又是扬帆南下的始发地，北运的漕粮在此验收交付，故此楼也被称作“验粮楼”。

“北运河的价值功能在华丽蜕变形成新时代文旅新航道。”任德永强调，政府不能既搭台又唱戏，通过定期举办龙舟赛、马拉松、骑行等活动，“锣鼓已经敲起来了，下一步就要引领社会资源去对接，保护运河真正的力量是人民，应该要让大运河成为以青少年为代表的全民研学、体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大课堂”。

这不，今年暑期，北京大学推出首批两门实地研学通识课，王长松负责的“行运北京：大运河与北京城”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课程以大运河与北京城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主题，除了实地参访和考察重要的运河相关遗址遗迹，选课同学还能听到重量级专家带来的关于运河发展变迁和北京城建设的系列专题讲座，沉浸式探索中国古代漕运制度、水利技术、文化景观、历史街区的演变过程，深刻理解水运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一步体会关于世界遗产、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应用的内容和重要意义。任德永也被邀请担任通州区实地参访的带队老师。

运河遗迹的故事早已定格，运河文化的故事则方兴未艾。在王长松看来，如何重新整理大运河的传统文化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以及讲好新时代的运河文化故事，是当下需要深入思考与探讨的问题。

“前些年，好多人都喊着要让京杭大运河实现全线复航，我是坚决反对的。北方运河保留的东西本身就很少，再加上缺水，复航很可能对原来的历史河道打着保护的旗号，造成建设性的破坏。”王长松表示，“世界遗产是有退出机制的，我们不能去破坏两大原则——原真性和完整性。”

王长松进一步分析，要算好自然生态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以及经济效益这三笔账，再来看复航有没有必要性。“大运河申遗成功已经十年了，但大家的认识还没有统一。要做京津冀一体化，复航可能只是最表面、最简单的形式。我们完全可以做水系生态修复、维护的一体化，可以在文化上下功夫，做文旅一体化。”

一条千年古运河，讲述着传承与发展。未来，北京与大运河势必将同谱新篇，奔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