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规矩”到不会叫“救命”
沈彬
专栏作家
Columnist
假装专家，低空观察
绩优主义横行之下，年轻人的试错成本越来越大，越来越不敢冒险、不敢“出格”。
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一名大学生骑车掉到山沟里，喊着“你好”求助，路人以为有人在山沟下面聊天，迟迟没有行动。后来赶到救援的消防队员教育大学生说：你要喊“救命”而不是“你好”。
现在的孩子似乎丧失了呼救的勇气，哪怕在生死关头，“救命”两个字也非常烫嘴，说出来必须克服社恐。
另一个新闻里，齐鲁工业大学宿舍发生火灾，火苗呼呼地蹿，逃生的学生还是老老实实刷脸过闸机出宿舍楼，真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烧死事小，门禁事大。”所幸火灾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事后，校方警务室人员一本正经地回应：“肯定得刷脸，要不怎么保障学生的安全？”
校方的这个反应，和学生“临危不乱”，在火苗子、黑烟前乖乖地排队、刷脸构成了因果关系。哪怕低等生物也有自我保护的本能、逃命求生的冲动，为什么现在的孩子“礼貌”到都不会叫救命、“规矩”到火灾都不敢翻门禁？
感叹于这一代年轻人非常有礼貌、有规则意识的同时，其实可能忘记了硬币的另一面：畏畏缩缩、不敢出头，不敢挑战秩序本身。
表面上看着，这只是多一个有关大学生“清澈又愚蠢”的段子，背后却挺心酸的：孩子们短短的人生被安排在了密密麻麻的打卡、无穷无尽的评分、永续循环的阶段性评估当中，渐渐丧失了野性和常识，甚至是“呼救”的本能。在生死抉择面前，很多孩子选择了“纪律文明”和不愿打扰别人，不敢去挑战明显有问题的规则。
在过往高等教育短缺的时代里，大学生的公共形象是有知识、有本领、有胆识，敢闯敢冲，而现在大学生的形象变成了羞怯、腼腆、天真、唯唯诺诺的“好孩子”。这种公共形象和自我认知的转捩点在哪里？
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内卷化越来越严重，绩优主义横行之下，年轻人的试错成本越来越大，越来越不敢冒险、不敢“出格”，因为每一步都不能错，“每一分”都不能丢。从小学到大学的复杂的、长时段的、过程化的教育评分、排队、择优，让年轻人过早地接受了社会化、接受被训规的结果。
在火灾的紧迫之下还乖乖地刷脸过门禁，这背后是日常的训规在发挥着作用。不难猜想的是，学生的大脑里已经存储了之前若干挑战者付出的沉重代价——比如，可能因为擅闯门禁被扣分，被影响了绩点，乃至影响保研、影响前途，这是大学生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样的教训（哪怕只是个案）也会让很多人不敢出头。
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长期以来人生处于学校的闭环式评价标准中，除了分数、排名之外，没有其他的参照，他们周遭除了同学老师之外，也没有更多的社会接触点。没有人会主动告诉他们闭环之外，还有更丰富的世界，比如生命的价值是第一位的，远比纪律、排名重要。
至于现在大学生普遍“社恐”本身也是高度内卷化的结果，不敢打电话、不愿接电话，无非默认大家在内卷耗尽心力后需要保持必要的边界感，乃至呼救都可能被认为是越界的、冒犯性的。“礼貌”的优质表象下面是枯萎、麻木和畏缩。
所以不奇怪年轻人会追捧卡皮巴拉，把它作为这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图腾，“活着挺好，死了也行”；情绪稳定、荣辱不惊背后藏着的是对世界失去行动的勇气。这个问题其实挺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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