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族的百年回望》组画中前两幅《徐熙春》(上图)
《传贤与胞弟》(下图)
1920年左右,35岁的徐熙春(中)与长子徐传贤(右,12岁)、次子徐渭江(左,10岁)
1950年5月,徐熙春长子徐传贤(右三)出席在瑞士蒙特罗举行的万国邮政联盟执行及联络委员会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第一次出席国际组织会议
93岁的徐家良当日出席开幕式
个体命运的每一次转折,都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青浦区档案馆举办了“解民倒悬·烽火中的徐氏父子——《一个家族的百年回望》画展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青浦徐氏家族,他们是谁?这个从未走到历史聚光灯下的家族的故事,为何成为区级档案馆近百平方米的常设展之一?(本版图片均由受访人提供)
◆记者 郭爽
时运:耕读世家的命运之变
1885年,徐熙春出生于青浦一个世代儒生、兼而行医济世的“耕读之家”。父亲徐公勉是徐氏家族最后一代参加科举的人。
开埠后的上海迅速发展为亚洲最大的工商业大都会。徐熙春抓住这一时机,走上了改变家族命运之路。1898年,13岁的徐熙春和哥哥徐桂舲到上海法租界的烟丝店当学徒,经过多年经营,徐氏兄弟于1915年在上海永安街上开了自己的烟丝店。1928年,徐熙春进入出版印刷业,在公共租界山东路开设了美新公司,并在公司成立后的第三年就完成了现代股份制改革,实现了股份制经营。
1924年,两路军阀为争夺上海兵戎相见,躲避战乱的数千名难民涌入青浦县城,而众多死难者甚至无人掩埋。徐熙春遂发起成立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分会。在后来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中,他先后两次带领青浦红十字会投身于战场救护。尤其在淞沪会战中,青浦红十字会总计疏散转运14291名难民,30天内掩埋尸骸866具。然而,徐氏家族也遭受了巨大损失:徐熙春的岳父母在青浦沦陷期间丧生,位于闸北的住宅亦毁于炮火。上海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在青浦成立“维持会”,为欺骗民众,声称徐熙春也参与其中。徐熙春得知后不顾个人安危,立即登报声明,坚决拒绝。青浦红十字会的活动因此被迫停止,徐熙春辗转回到租界开展工作。
抗战胜利后,徐熙春变卖私产,筹建了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分会医院,聘请哈佛大学留学归来的顾学箕担任院长。当时青浦同乡称赞徐熙春:“谋事之忠,任事之勇,在其字典上无一‘难’字、无一‘私’字。”
新中国成立后,徐熙春被青浦县人民政府评为“开明绅士”,青浦红十字会完成改组,徐熙春继续担任会长。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分会医院后由人民政府列为国家编制的全民医疗单位,改名青浦县红十字会医院,徐熙春将出资购买的院舍一并无偿捐献,又推动美新公司“公私合营”。因长期操劳,徐熙春咯血严重,在广慈医院(今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治疗,孙辈徐家善当时就任科主任,竭力救治,最终医治无效,于80岁时辞世,棺葬于公墓,与马相伯的墓穴为邻。徐熙春辞世后举家哀丧,其妻董月娥尤为痛心,也于一年后离世。
往昔:家国情怀的无悔担当
徐熙春的5个子女,年龄差将近20岁。长子徐传贤出生于1908年,精通三门外语,一生奉献给了中国邮政事业。
1924年,徐传贤考入上海邮政局。“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上海的邮件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增。闸北的建筑几乎都被焚毁,与邮政大厦相邻的新亚大酒店成为日军宪兵司令部和特务机关的驻地,中华邮政在上海的业务受到了很大破坏。据徐传贤回忆:“上海邮局即为日人控制,日本检察员任意检查邮件、撕毁邮件。租界内出版的报纸,本是经过安排逃避日方检查寄往内地,但很快引起敌人怀疑,常手持利刃提出质问,态度凶恶,令人发指。”因京、沪、杭铁路被阻断,上海邮政局利用公路和水路运输邮件,保护了来自江苏、安徽、浙江邮区的人员到上海成立办事机构,协助这些邮区恢复工作。
1938年6月,徐传贤奉命调往中华邮政总局法属越南海防市转运处。次年,转运处升格为“中华邮政驻越代表办事处”,对维护沦陷区到大后方的邮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滇越铁路中断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徐传贤和他的同事们想尽一切办法,将滞留邮件通过公路加水运抢运到广西。1942年,滇缅邮路亦因日军入侵中断,徐传贤后来调入“陪都”重庆的中华邮政总局。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书,徐传贤成为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国际关系处副处长,同时兼任邮政总局联邮处处长,曾代表新中国出席国际邮电会议。1961年调北京邮电学院(今北京邮电大学)任教师,后在“文革”中去世,终年64岁。
徐熙春二女儿徐毓英曾回忆,儿时父亲回青浦时,总会给她和五妹带各种吃喝礼物。徐毓英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1947年5月,全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她参加了交大地下党组织的“交大青年会”,配合党组织开展学生运动。徐熙春夫妇支持女儿,1948年,夫妇二人为在“黑名单”里的交大学生运动骨干提供保护,将他们安置在南市家中。徐毓英于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上海人民保安队,迎接上海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复旦附中党委书记。
东华大学教授陈祖恩曾撰文表示:“一个家族本难挡时代冲击,但是徐氏家族总有人默默地守护家族的根脉和传承。”徐熙春的次子徐渭江在上海生活了90年,年轻时一直在徐熙春身边帮忙,是美新公司的少东家。“公私合营”后,徐渭江从副厂长的位置一路被调去做锅炉工。但他态度乐观,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他凭借过人智慧,冒着巨大风险将父亲的珍贵资料保存下来,如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分会成立后历年的征信录、账册以及美新公司的工作笔记等。上世纪80年代,这些资料重见天日,现藏于青浦区档案馆。
当下:普通人亦叩响时代之声
比起祖父徐熙春和父亲徐传贤,今年93岁的徐家良的人生看起来似乎平淡了许多。他儿时在上海、北京等多地求学,1951年考入江苏医学院(今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经学校分配至贵州省贵阳市人民医院儿科任医生,一直工作到1981年才调回青浦县人民医院任儿科主任,1998年退休。在西部地区儿科医疗紧缺的年代,他义无反顾服从分配、配合国家“三线建设”,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支援西部建设的现代医学生中的一员,为贵州地区的儿科建设、降低当地新生儿死亡率尽职尽责。他始终保持对新知识的渴求和对本职工作的热爱,践行了上海知识青年的时代选择。
徐建新是徐家的第四代,目前在张江经营高科技生物医药企业,女儿刚刚取得细胞肿瘤免疫学博士学位。从贵州回到上海后,徐建新曾陪着父亲徐家良,到徐传贤曾经居住的地方走一走。1949年5月,徐传贤拒绝随旧邮政机关撤离,留在上海。11月,他调入邮电部参加中朝互通邮电的谈判,从此离开家乡,定居北京。徐建新曾去北京邮电大学拜访:“傅四保老师帮助我联系、走访了祖父的老同事。其中有曾任邮电部副部长、国家邮政局局长的刘立清先生,以及当时86岁的梁雄健教授。在他们的口述中,祖父为人内敛慎言,很有知识分子的风度,只是身上总是流露出一种客居异乡的伤感。”
徐家后人曾在泛黄的档案文件中,看到徐传贤参与起草的新中国早期邮政国际协作框架草案。字迹工整、条理缜密,一如他的为人,更透出一个邮政人笃行报国的信念。有一年春节阖家团圆时,徐建新问父亲,他对祖父徐传贤有怎样的评价:“父亲回答,那时进步报纸上说的,你祖父他句句都听,觉得句句都对。”
近年来,记叙徐家三代人故事的《遇见徐熙春:在江南与上海之间》《寻找徐传贤:从上海到北京》《归来徐家良:贵州到上海有多远》三本书陆续出版。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写就序言:“既是他史,又是我史,也是一部公众史。”此次《一个家族的百年回望》画展,艺术家李斌创作的组画中的前两幅《徐熙春》和《传贤与胞弟》与公众见面。画作以油画与文献结合,由李天纲撰写的文字概述则仿佛“画外音”附在其上。李斌表示:“在创作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到,一个家族与中华民族百年来的时代脉搏是如此紧密相连。我的作品充分利用了档案资料,不仅是青浦档案馆,还包括上海市档案馆,以及《申报》《新闻报》等报刊的历史存档。”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徐熙春的美新公司印刷了大量爱国、抗日题材的贺年片。新年将至,美新公司在《新闻报》刊登告示“抗日贺年片,使人努力抗日”,收入捐助救国联合会。
也正是随着相关的档案资料被不断发掘利用,青浦区档案馆发现,在青浦还有着这样一个与民族命运如此紧密交织的家族。“于是我们与徐氏后人取得联系,一拍即合,决定在青浦区档案馆长期布设这个家族展,期望通过这个展览能够引发观众对于‘家国关系’这一时代命题进行深入思考。”青浦档案局(馆)副馆长苏备备表示。
如今,观众在观展过程中,会不禁感慨,徐氏家族当时在上海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家族,远不能与银行、证券、航运、纱厂等巨头相比,所以他们的故事从未被浓墨书写。但也正是无数这样的普通人,在民族危难时敢于勇担正义、挺身而出。此次画展正是为抗战叙事提供了独特且耐人寻味的平民视角。青浦区档案局(馆)长薛锋表示,这既是对徐氏父子的深切缅怀、对抗战历史的深入重温,更通过“档案+艺术”的创新形式,使普通人在抗战中的坚守与奉献,也能在宏大叙事中叩响时代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