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栋小楼，述说三代交大人的家国情
彭康旧居外貌 郭爽 摄
彭康之子彭城（前排右一）全家合影 受访者 供图
彭雪春“复刻”了爷爷彭康当年在旧居的照片 受访者 供图
1959年9月，上海交大中层干部欢送彭康校长（前排右五）赴西安交大就职合影 图源：上海交通大学校史博物馆（徐汇校区）
上海徐汇区康平路203弄的一栋小楼，近日正式挂牌“彭康旧居”。
这栋外表朴素的民宅建于1947年，是彭康老校长在上海的交大工作期间（1952年至1959年）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半个多世纪岁月流转，今年是彭康诞辰125周年。彭康的孙女彭雪春站在爷爷曾经拍照的地方，“复刻”了一张他当年的照片。相隔67年的时光，在此刻交叠。 ◆记者 郭爽
战士学者，“我党少有的哲学家”
彭康1901年生于江西萍乡上栗南岭下村。身为家中长子，彭康从小就要分担农活。天资聪慧的他考入萍乡中学，后又赴日本留学，进入京都大学研习德国古典哲学。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潮传播兴盛，彭康从黑暗中看到了光明，“这种变化一方面是来自思想本身的发展，另方面是受五卅运动以来大革命的影响，从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创造社”元老成仿吾专程东渡日本，寻访身在海外、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希望他们回国扛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大旗。彭康在1927年深秋，和朱镜我、李初梨、冯乃超、李铁声共5人，登船归国。
到达上海，彭康落笔写下第一篇文章《哲学的任务》，开篇便直接引用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928年1月，彭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他署名“彭嘉生”翻译的恩格斯《费尔巴哈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正式出版，书里还附录多篇马恩重要文献，成为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读本。除此之外，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柯尔施的《新社会之哲学的基础》，也经由他的笔，第一次完整呈现在国内读者面前。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秘密成立。成立大会上，鲁迅发表了著名演说，彭康也是发言者之一，他是左联筹备阶段12位基本成员之一。然而，由于斗争环境的险恶，彭康被捕入狱。先后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苏州反省院，坐牢7年半。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在党的营救下，彭康等一批战友出狱奔赴抗战第一线。
1939年12月初，彭康第一次见到了刘少奇。此后彭康先后出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华中局党校副校长、华中鲁艺副院长等。刘少奇和饶漱石评价他是“我党少有的哲学家”。刘少奇返回延安工作临行前，还把自己的毛毯送给彭康。而彭康和陈毅，既是战友，也是棋友，他们同年同月同日生，在新四军军部，二人总会摆开棋盘下围棋。后来，陈毅出任上海市市长，彭康就任交通大学校长，老战友再度相逢，康平路的小楼里，也留下了他们聚精会神对弈的场景。
自1945年起，彭康先后兼任华中建设大学、华东建设大学、华东大学、山东大学校长。1952年，他带队去苏联、东欧考察。11月，毛泽东同志签发交通大学校长任命书。
彭康带着全家来到上海，住进了康平路这栋小楼。
“大树西迁”，高等教育史的壮举
刚到交大，彭康便坚持党的领导，努力创办社会主义新型大学。他确立“面向教学，面向学生”的办学方针，登门拜访老教授，着力抓教学质量、师资队伍建设，推动教师学习马列理论。彭康抓教学，经常听课，青年教师的课、新开的课尤其听得多。他希望学校能够继承老交大的扎实传统，要为国家“多培养几个钱学森”。
1955年4月深夜，一通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改变了交大发展的航向：中央作出交通大学迁往西安的重大决定，通过调整全国高等教育布局，改变西北工业、高等教育资源薄弱的现状。第二天一早，彭康立刻召开校务委员会、党委会，传达中央指示，迅速启动迁校筹备。彭康强调“交大是党的、是国家的”“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上考虑问题”“坚决服从国家需要”，他与年长资深的交大“五大教授”——朱物华、程孝刚、周志宏、钟兆琳、朱麟五等飞赴西安，穿过齐腰的麦浪进入兴庆宫遗址，敲定了占地1260亩的新校址。
尽管发展前景令人振奋，但彭康对于迁校之初有可能遇到的困难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据总务长任梦林回忆：“我们刚来时，夜里有时听到狼叫……在他的启发下，我们由上海动员了理发、缝纫、洗染、修鞋、煤球厂等5个行业的技工45人随校迁来西安。”在形成迁校决议的基础上，彭康又批准落实了具体工作方案，保证自1956年起开始在西安招生。如要重点解决好教职工子女入学、婴孩保育、采购蔬菜与日用品这三大问题。派遣专人赴西安解决子女上中学问题，校内筹建哺乳室、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尽早筹建食堂，确保做到第一批迁校人员一到即能吃上可口饭菜；筹建商业合作社，包括食品蔬菜部、百货部、洗衣部、理发室等，确保开学后即能营业。1955年10月，经彭康批准，交大西安校址建设拉开帷幕，施工单位日夜两班连续施工，冬季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依然奋战，“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了”。
1956年8月10日，第一辆交大西迁专列由上海开往西安。赵富鑫、殷大钧、张寰镜、徐桂芳等一批教授带队，五千余名交大师生和家属浩浩荡荡向西而行，“列车飞快地奔驰着，车厢里歌声荡漾”。
这一年的9月10日，建校60年的交通大学第一次在古城西安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学校里新栽的花木多从上海、苏州、南京等地购来，这里触目可见法桐、雪松、银杏、樱花、丹桂等，其田径场内青翠欲滴的天鹅绒草皮也是从杭州来的。而实验室和实习工厂建设，更是今非昔比了。比如像热处理及金属实验室，在上海老校区是用老饭堂改建而成，而西安的该实验室有3800余平方米。
西迁不是简单的搬家，是一代交大人的牺牲与奉献。西迁师生员工的车票上，有一行字特别引人注目：“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它鲜明地揭示了交大西迁创业的主题。很多人注销上海户口，舍弃上海的房产、家产，举家西行，告别生活了几十年的繁华都市，扎根陌生的西北荒原。
彭康为交大西迁投入了巨大心血。在他的工作进程中，计划、队伍、步骤环环紧扣、步步到位，还要及时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克服迁校中的实际困难。西迁过程中，康平路的小楼里几乎每晚都要召开党委和总支负责人的碰头会。为了做到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应该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四面八方都考虑到”，彭康熬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交大西迁造就了党的精神谱系之一的“西迁精神”，而彭康以亲身实践成为“西迁精神”的倡导者和执行者，甘为西部地区的科学、教育事业铺路奠基。
1957年，国务院发文批准交通大学调整方案：分设西安、上海两地，两部分为一个学校，一个系统，统一领导。1959年7月，国务院作出决定，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部分单独成校，分别命名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此时彭康已近花甲之年，上级部门考虑他年事已高，建议他留在上海工作，他表示：“我把这支队伍带过去了，不能自己留下来。我要去。”他的妻子王涟也从上海外语学院俄文教研室副主任岗位上调往西安交大图书馆工作。
“凭本事考”，祖孙三代成校友
“我和弟弟都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出生。父母把我们分别寄养在根据地老乡家中。约5岁时我回到了父母身边，但弟弟却失散了。”作为彭康唯一找回来的孩子，在彭城的记忆中，父亲吃饭简单，穿衣简单，“有点时间又用来读书学习，家里的书多到似乎永远也读不完。母亲在抗战期间落下脊椎结核的病根，常常需要住院，但工作学习都异常努力，抱病走上了大学讲台。”彭康对儿子要求严格，却从不讲重话，只言传身教。他从东欧带队考察回来时，给彭城带回了一条那里孩子的红领巾，令彭城记忆犹新。
彭城自小成绩优异，从北京转到上海中学读书，对交大心生向往，彭康却对他提出了要求：要自己凭本事考。1961年，彭城考入上海交大攻读属于国防科技领域的声呐专业，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当他踏入上海交大的校门时，父母已去了西北，寒暑假在西安团聚时，平日节俭的父母会在饭桌上特意为他添一个菜。
彭康于“文革”中去世后，他的家人也历经考验。“父母是我的榜样，让我尽管经历风浪，也能够葆有自己的理想。”彭城退休后积极参与新四军历史研究，也拿出很多精力整理彭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资料文献。
今年，彭康的孙女彭雪春已经两次代表父亲彭城来到上海。一次是参加交大130周年校庆，另一次是出席彭康旧居的揭牌仪式。
彭雪春和哥哥从来没有见过爷爷彭康。从小到大逢年过节，他们都会跟着长辈擦拭爷爷的相框，那是他们和爷爷最直接的“见面”。彭城的一双儿女，儿子彭雪飞自幼喜爱数学，16岁时凭借第一名的入学成绩进入西安交大少年班。相比之下，女儿彭雪春则“接地气”得多，从小到大，“检讨写成了小山”，“几十年过去，父亲还会偶尔翻出来，大声读给我听，那些字里行间明显的应付与离谱之处，总会令全家人哈哈大笑。”彭雪春考入上海交大，她回忆道：“我父亲给的生活费，还是参照多年之前哥哥在西安的标准。”就读期间，彭雪春勤工俭学，当过化妆品促销的礼仪人员，给电器商场发过传单，靠双手实现了食堂“大排自由”。
彭城患有多种基础病，但他今年依旧心心念念两件大事：交大130年校庆和上海彭康旧居揭牌。“他是数着日子想回到上海，回到交大看看。”然而，健康条件最终让他未能成行。“父亲在家通过手机听我汇报现场的种种细节，动情之处甚至痛哭起来。他一遍遍叮嘱我，要谦逊有礼，要记住每一位故人的名字，要替他向他们问好。”彭雪春回忆，父亲曾多次回到上海，凭记忆寻找这处康平路上的旧居，后偶遇房子大门打开，才确认是这里。旧居挂牌时，彭雪春站在这栋爷爷曾居住过的小楼前，内心久久难以平静：“按下快门拍照的一刻，脑海中似乎有一个声音对我说：到家了。”
龚诞申教授是在交大从事彭康研究20多年的专家，《彭康文集》正是经他和编委会成员们一起反复审阅后定稿。他表示：“彭康既有漫长的革命历练，又深谙高等教育的内在规律，严谨、纯粹，令人敬佩。”
而在经历诸多苦难后，彭康的后人依旧保持着一份纯粹。彭雪春说：“这是爷爷留给后辈刻在骨血里的东西。善良、正直、朴素这些品质，永远有重量。在两次上海之行后，我发现，爷爷还留给了我们交大这一精神家园。时代会滚滚向前，但先辈的品格和交大的西迁精神，会永远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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