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守文脉 家风传四代
上世纪30年代的郑振铎
郑振铎全家福（左起：女儿郑小箴、郑振铎、妻子高君箴、儿子郑尔康，前排坐者为郑母郭氏）
静安区康定路528号，国立暨南大学旧址，郑振铎散文《最后一课》的发生地
今年7月7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回望山河破碎的烽火岁月，在无数投身文化救亡的先辈之中，文学家、藏书家郑振铎留守沦陷后的上海，于日伪特务环伺的险境抢救古籍、秘密办刊，用日记记录下上海“孤岛”时期不为人知的抗争往事。
近日，郑振铎之孙郑源携全新整理出版的《郑振铎日记（1939年）》走进上海图书馆读书分享会，以后代视角追忆祖父八年文化抗战的峥嵘历程，完整还原了一位文化先辈的家国赤诚，娓娓讲述郑氏家族跨越四代守护文脉的温情家事。（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记者 曹儒屹
多方搜集查证
尘封日记终见天日
《郑振铎日记（1939年）》（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出版过程充满了曲折。事情的缘起，是来自某拍卖公司的一通邀约。在一次从民间征集藏品的过程中，拍卖行收到一册私人旧日记，字迹、内容疑似郑振铎手迹。现今书画信札造假层出不穷，拍卖机构对待名家手稿向来慎之又慎，一方面要辨明字迹真伪，另一方面日记属于私人私密文稿，其中家事、亲友记录等不便对外公开，需要家属一同筛选把关。拍卖公司第一时间联系住在上海的郑源到场协助甄别。
当郑源看到日记时，心中的激动溢于言表。祖父郑振铎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完整记录上海“孤岛”时期的日记却极为罕见。郑源说：“祖父1927年5月以前的日记至今尚未发现，1928年2月29日至1939年间长达十年的日记亦告缺失；1946年、1950年至1952年的全年日记同样未见留存。1939年日记的发现，恰好弥补了祖父在上海‘孤岛’时期部分日常记录的空白。”
1939年是上海“孤岛”时期局势最凶险的阶段，此时日本占据上海大半区域，唯有上海租界尚未全面沦陷。日伪特务四处搜捕爱国文人，稍有不慎便会招来杀身之祸。郑振铎为保护日记、书信、文稿，将它们分批寄存在多位挚友家中，为了安全，通篇没有写下任何寄存人的姓名。时至今日，当年代为保管日记的友人身份已无从考证，郑源说：“感谢那位将日记本悉心保管80余载的人士及其家族——这背后是三代乃至四代人的坚守，殊为难得、弥足珍贵。”
1939年日记里记录了诸多秘密活动。看似频繁的“聚餐”并非普通饭局，而是抗日救亡组织的秘密集会：工商界、文化界、航运业、海关人士以聚餐为掩护，讨论国际形势与抗日策略。比如：每周二郑振铎会去青年会（现西藏南路附近）参加文化界抗日集会，每周六则与航运、海关人士在航运俱乐部交流，这都是当时上海隐秘抗战的一部分。
乱世中为了自保，郑振铎常在愚园路自家、胶州路岳母的娘家两处落脚点辗转躲避。他常常在第二天上午将前一天的日记记录在台历或日记本上，全年365天无一日空缺，完整性十分罕见。也正是这种分地记录的习惯，才让整本日记躲过战火、搜查，完整保存至今。抗战史料多聚焦正面战场、敌后游击，而“孤岛”时期地下文化斗争留存的一手资料极为匮乏，《郑振铎日记（1939年）》填补了这一空白，是研究上海沦陷区斗争历程不可多得的珍稀一手文献。
坚守“孤岛”岁月
执笔鏖战文化救国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日军轰炸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郑振铎寄存在该馆涵芬楼的两万册古籍毁于战火；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又轰炸了开明书店，郑振铎寄存于此的上万册藏书化为灰烬。燃烧的书页飘到阳台，郑振铎拾起尚有余温的残页，痛心写下“这是我的书来找我了”。亲眼目睹典籍损毁，让郑振铎下定决心留在上海，抢救民间散落古籍，不让国宝流失，死守民族文脉。
“孤岛”时期的生活步步惊心，日伪特务遍布街巷，进步文人随时面临绑架、暗杀。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前一日还与郑振铎畅谈救国，次日就在街头遇刺；大法官郁华不肯与汪伪政权同流合污，遭特务暗杀；实业家陈三才支援抗日，惨遭处决……日日行走在生死边缘，郑振铎在日记中写道：“许多朋友都走了，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会躲过一切灾难的。”
此时的郑振铎并未被授予任何保护文献古籍的任务，但是他却以“草民”之身自觉地承担起这一责任。整个上海“孤岛”时期，他奔走沪上各处搜集善本古籍，与侵略者争抢，与卖国贼争抢，还要与投机书商们争抢，在没有硝烟的文化战场上默默坚守，死死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938年，郑振铎联合胡愈之、周建人等进步人士，以日常聚餐为掩护成立秘密组织“复社”。每周举办文人集会，暗中宣传抗日、分析时局。当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内容敏感，没有出版社敢承接出版。复社众人商议更名《西行漫记》，由复社秘密负责刊印。书籍一经面世迅速风靡，一年之内多次加印，数万青年受文字感召，投身爱国救亡运动，这也引来日伪高度警惕。汪伪政权最高顾问影佐祯昭下令将全书译成日文，作为机密情报下发日军。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持续追查复社据点与负责人，始终一无所获。复社行事极度隐秘，预定成员30人，如今可核实身份仅20余人，至今仍未知其全貌。
2023年，郑振铎曾孙、郑源之子郑炜昊策划举办了“生如夏花——纪念郑振铎诞辰125周年系列展览”全国巡展，“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是出自印度诗人泰戈尔《飞鸟集》的名句，最初正是由郑振铎翻译的。这句诗也是郑振铎一生以笔为刃的真实写照。
摒弃“棍棒教育”
开明家风代代相传
郑振铎不仅是一位坚毅的文化斗士，也是一位“孝子”与“慈父”。郑振铎是家中独子，极为孝顺，一生辗转温州、上海、北京，始终将年迈的母亲带在身边。其母是福州长乐人，一手地道闽菜在文化圈闻名，鲁迅、郭沫若、冰心、巴金等文坛大家都曾登门赴宴，不少文人在文章中记录下郑家家宴。在朋友眼中，郑振铎是出了名的“爱小孩”。日记里描绘的一桩桩细碎家事，展现出他柔软慈爱的一面：儿子“贝贝”夜里发烧哭闹，他一一记录；闲暇时带儿女选购新衣、鞋袜，反复确认尺寸合脚；12岁的女儿喜爱电影，郑振铎专程陪同观看当时最新引进的外国电影。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出任文化部副部长，每次出国访问，都会带回海外玩具、圆珠笔等礼物送给家中晚辈。
在盛行“棍棒教育”的民国年代，郑振铎坚持“沟通式育儿”，尊重孩子兴趣。对待子女，郑振铎从不动手打骂，仅触及原则底线时严肃谈心。他格外喜爱孩童，邻里、友人子女都愿意亲近他。一次，郑振铎抱着好友王伯祥幼子玩耍，被孩子尿湿衣衫也毫不在意；郑振铎平时压力大的时候烟不离手，某次独子郑尔康写下纸条劝父亲戒烟，郑振铎看完，把孩子的叮嘱放在心上，当即决定彻底戒烟；自家院落中的石榴树结果，郑振铎把孩童名字刻在果实上，每年举办“石榴节”，备好糖果点心招待孩子们。1958年郑振铎因飞机失事骤然离世，当年石榴成熟无人打理，果实尽数落地，郑尔康写下《石榴又红了——回忆我的父亲郑振铎》，入选多地中小学语文课本。
这套开明家风，如今完整传承到郑家后人身上。郑源1962年生于北京，从小在文化圈长大，茅盾、胡愈之、巴金等都是祖父老友，常登门做客。郑源记得儿时的自己总是去茅盾家中借阅童话，在与前辈名家往来中耳濡目染，心中种下传统文化的种子。郑源早年从事医疗器械行业，2012年父亲离世，家中大量书信、未刊手稿无人接手，整理先祖文脉的重担落在他身上。其儿子郑炜昊自幼浸润满屋藏书，读小学便主动写文章交给家中来访编辑阅览；高中自主创办校刊，一人包揽征稿、校对、对接印刷厂、洽谈广告等多项工作，刊物拿下全国校园校刊金奖。毕业后，郑炜昊进入出版行业工作，协助长辈整理先祖手稿，父子二人一同整理、传播郑振铎留下的文学遗产，配合各地纪念馆举办巡展，开展文史普及工作，让郑振铎的家国情怀与开明家风代代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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