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振渭(右)与王威尔(中)在乡下非遗传承所老宅前合影
嘉定西大街(老街)
嘉定西大街(一期改造后)
黄向辉在南昌路上科学会堂一号楼前
《南昌路上》(上海远东出版社)
城市的街巷,从来不止是地理的肌理,更是地方的肌理,是情感的归宿。它们因一群人的坚守与记录,让历史不褪色、故事不消散。嘉定西大街,跨越千年光阴,在古建筑非遗传承人黄振渭的守护中留存根脉;上海南昌路,隐匿于繁华闹市,在作家黄向辉的笔触下绽放温度。两条路、两代人,皆因心中热爱,让马路的生命力在传承与书写中生生不息。(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 曹儒屹
守护西大街,留存老街根脉
嘉定西大街,早于嘉定建县,已有1500多年历史。它曾是嘉定城外最繁华的街巷。古建保护非遗传承人黄振渭,守了它20余年;作家王威尔,以文字为老街立传,让故事不被岁月淹没。
“我生在西大街、长在西大街,这条街就是我的根。”说起老街,黄振渭语气平实却滚烫。他的童年,完整嵌在西大街的小巷里、河水边、老宅间。黄振渭的家在项泾边上,隔一条窄窄的项泾咫尺相望的,是另一个黄家,大名鼎鼎的“练西黄氏”。练西黄氏家族家训“汝宗世守,日惟义方”刻在祠堂里,400多年来,黄氏一族行善乐施、兴学办报、造福乡梓:始祖黄继春乐善好施,获“齿德兼优”的匾额;十世孙黄世荣创办嘉定第一份报纸《嘉定旬报》、创立普通小学,开启地方新风。连黄振渭读书的练西小学,也是练西黄氏创办的。黄振渭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老街与祖宅,成了他心底最安稳、最温暖的牵挂。
西大街项泾桥西侧往北,临河一条窄窄石子小路,几步外就是练西黄氏“其顺堂”。小时候,他常和伙伴钻进这座江南少见的“包堂屋”(上海嘉定、青浦一代的明清古民居样式,特指面阔五间、整体包裹式、无天井外敞、结构紧凑的单栋住宅)里玩耍,只觉得院子“大得走不到头”。这片占地5500平方米、依项泾河、连着著名外交家顾维钧老宅的清代建筑群,为他日后成为嘉定传统民居营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埋下种子。
西大街是“活”的烟火,也是他成长的课堂。黄振渭出身匠人家,自幼爱看木匠干活,常蹲在铺子里捡刨花、看师傅下料。他记得老木匠说:“没有歪木头,只有歪木匠。”14岁时,他用旧木料自学做出纺纱车,街坊邻居争相借用。他懂木头有性、因材施用,这份对器物、对分寸、对老手艺的敬重,后来都化作了他守护老街的耐心与执着。
年少的快乐,简单又珍贵。项泾桥堍的上林春书场,是他每晚的去处。书场就在他家对面,父亲牵着他听书,他听不懂才子佳人,却爱听英雄故事,更爱书场里的零食香气。他捡烟蒂换零用钱,摆摊出租小人书。
西城门外的登云桥是上世纪30年代造的西式风格的桥。登上桥可尽览练祁河北岸西大街的临水人家风光,少年黄振渭和小伙伴喜欢用小棒去敲钢管做的桥栏杆,听回响的声音。
登云桥的铁艺门洞、石驳岸里嵌着的旧墓碑、亮得发暖的弹硌路、巷口晒太阳的老人、巷尾慢悠悠走过的三轮车,这些日常,都成了他生命里最熟悉、最亲切的模样。
1993年嘉定撤县建区,大规模城镇建设启动。“这里有上千年历史,是我们的文化根脉。”身为区政协委员,他连续4年在区“两会”递交提案,呼吁保护西大街。此后20余年间,他深耕老街保护:白天忙工作,晚上走访老街坊、整理口述史、手绘街区图。“我挨家问,老房子哪年建、以前开什么店、有什么旧事,一笔一笔记。”他指着泛黄图纸,不同颜色标注建筑年代与价值,“现在留存的一手资料,基本都是那时候攒下来的”。
为凝聚力量、更好地守护西大街风貌,2006年黄振渭牵头成立嘉定区古建筑与民俗历史文化研究会,吸纳本地文史、古建人才。研究会坚持不收会费,自筹资金,常年进行调研、讲座、出版刊物。黄振渭说:“我们这群人,都是放不下家乡的‘老嘉定’,凭着乡土情结聚在一起。”2008年,研究会助力嘉定镇成功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镇”。
黄振渭的深情与坚持,深深打动了作家王威尔。王威尔虽非本土居民,但年轻时在嘉定上学,印象中记得西大街“很好玩”。毕业后因工作开始深入了解西大街,也结识了黄振渭,跟着黄振渭跑遍街巷、走访老人、整理史料,先后写下《匠师之路》《蔡家馆》《印象西大街》三本书,把西大街的人、店、街、事一一记下。黄振渭常说:“西大街能留下这么多细节,多亏了王威尔的文字。”
如今西大街一期改造完成,咖啡馆、文创店、书店等现代元素入驻。黄振渭虽已年过七旬、退任研究会职务,他仍闲不住,盼着改造能多听老街人意见:“只要还能走、还能说,我就想多跑跑、多讲讲,把知道的都留下来。路可以变,人与街的牵绊不能断。”王威尔也有对印象西大街一期店铺的采访计划,留下新的印迹,“老街要往前走,唤起人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住进南昌路,书写文化记忆
上海中心城区的南昌路不长,不通公交、车流稀疏,法国梧桐枝叶覆顶,在闹市中自成一方安静天地。对上海海事大学副教授、《南昌路上》的作者黄向辉来说,这条路早已不是地理坐标,而是她从新疆戈壁走到上海,最终安放创作初心与生命情感的地方。
这份连结,早在童年便埋下伏笔。黄向辉生于新疆乌鲁木齐这个离海最远的城市。父亲黄川是鲁迅研究专家,家中珍藏全套旧《新青年》杂志,牛皮纸包裹、沾满灰尘,却是黄川最珍视的藏品。上世纪80 年代初,年少的黄向辉常在书橱前流连,记住了封面上“年青新”三字,长大后才知道倒过来是《新青年》,编辑部就在上海南昌路。书橱顶上摆着白珊瑚和大海螺,她常对着它们想象大海,南昌路成了她心底遥远的文化符号。
成年后,黄向辉定居上海,闲暇之余开始以新上海人的视角写作描绘上海。当出版社向她提出撰写南昌路的邀约时,她毫不犹豫答应,“我一听南昌路,一下子就激动了。这条路跟别的马路不一样,它对我有特别的意义。”彼时不少人质疑,一条窄路何足成书?甚至有人质疑:“你不是老上海人,写不出它的魂。”但黄向辉笃定,这条路是她必须书写的精神故乡。
为了读懂南昌路,她作出一个关键的决定:住进这条路。在友人的工作室楼上,她安顿下来,从一个旁观者,变成真正的亲历者。她不再隔着资料看南昌路,而是用脚步丈量、用耳朵倾听、用心感受这条马路的呼吸与温度。
深度居住的日子里,让她与南昌路的连结愈发紧密。她踏遍这条街巷的每一处文化角落:南昌路100弄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是百年前思想启蒙的火种;在南昌大楼的Art-deco建筑里,听红军后代洪力讲述大楼旧事与家族革命史;沿街的石库门、老洋房,她一一拜访,听他们讲赵丹、吴湖帆等艺术家、文人与这条路的故事;也结识守店人,看他们守着方寸小店,守住南昌路的慢与静。
让黄向辉记忆深刻的,是在南昌路上的老字号洁而精川菜馆用餐时,与一位国医世家出身的老人家的偶遇。虽然最终也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但两人一见如故,从川菜馆的招牌菜青豆泥、干煸牛肉丝,聊到从民国至今上海婚庆潮流的变迁。当黄向辉闲聊时说出自己来自新疆,父亲是鲁迅研究专家时,老人家笃定地说出了“黄川”的名字,原来这位老人家曾在鲁迅纪念座谈会上听过黄川的研究。在千里之外听到已经逝去多年的父亲的名字,让黄向辉对这条路的情感,多了一层亲切。跨越千里,两代人、两地文化,因南昌路奇妙相连。
写作中,她将个人成长、西域记忆、文化思考,全部融入街巷的百年叙事中。从南昌路的前身“环龙路”,到“南昌”二字背后承载的家国情怀;从百年前《新青年》的思想光芒,到当代街巷里的人文坚守。《南昌路上》出版后迅速走红,是出版社“马路丛书”的开篇之作,更意外推动了黄向辉其他小说的出版,成为她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如今,黄向辉早已成为南昌路的常客,她带着读者与朋友漫步街巷,解读那些藏在砖瓦间的故事。从新疆女孩到南昌路记录者、讲述者,于她而言,南昌路早已是生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