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的暗夜突围——上海弄堂红色往事
陈新群（左）与袁洵洁（右）20年后再相聚 傅佩文 摄
位于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杞梓里红色革命陈列馆里的陈直斋生平简介
袁母秦晓梅
袁父吴长贵
袁仲甫
1978年，陈直斋写给袁仲甫的信
2022年，陈新群寻访父亲红色革命之路时在安徽省黄山市所拍
这是一段尘封90年的历史往事，一场发生在白色恐怖时期上海普通弄堂里的生死营救。一位出生于清末年间、裹着小脚的家庭妇女以智慧和胆识，掩护了我党的地下党员，守护了岌岌可危的革命火种。
在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史册中，浓墨重彩记录着共产党人浴血奋斗的峥嵘岁月，但在历史的缝隙之中，同样留存着无数普通老百姓不为人知的奉献。他们藏起伤员、传递情报、筹措物资，掩护地下党员……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奋力托举起革命事业的希望。属于他们的这份“沉默的荣耀”，是一道永不褪色的红色印记。（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记者 傅佩文
沪上蒙难
铁窗之内缔结生死情谊
2026年9月，上海的初秋，微风正好，阳光不燥。75岁的袁洵洁与77岁的陈新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夕阳拉长了他们的身影，这是两位老人时隔20年的第二次见面。
袁洵洁老人双眼微红，隐隐有泪光闪烁。90年前，在上海弄堂里，正是她的奶奶秦晓梅踮着一双小脚，掩护了原中共皖南特委委员陈直斋撤离白色恐怖下的上海，自此拉开了陈袁两家跨越90年的交往序幕。
时间回到那个风云动荡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横峰县人陈直斋，身处方志敏、黄道领导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从村支部书记起步，历经斗争淬炼，逐步升任区委书记，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干部。
1934年，革命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红军即将北上，陈直斋受命前往皖南开辟新的根据地，担任皖南特委委员，并先后出任绩溪县委书记、歙南县县委书记。
未承想局势急转直下，1934年末，由于叛徒的叛变，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搜捕地下党员，皖南特委遭到毁灭性打击，各地党组织接连被破坏。歙南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委派陈直斋前往上海，向驻沪的皖南特委领导汇报目前所面临的严峻局势。
1935年初，陈直斋辗转抵达上海，通过交通员找到位于唐山旅社的皖南特委联络点。此时由于多处根据地陷落，通往外地的交通线被敌人尽数切断，组织于是安排陈直斋留在上海，出任上海临时中央局警报处主任，投身上海地下斗争。
此时的上海，笼罩在一片浓重的白色恐怖之下，特务暗探遍布大街小巷。1935年9月20日，在西藏路外出寻找地下关系人的途中，陈直斋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进当时的思南路看守所。
被捕之后，为保全组织秘密，陈直斋隐去自己真实身份，化名为陈道生，谎称自己是安徽来上海谋生的小生意人。“敌人对我父亲动用了酷刑，7次大审讯、9次小讯问，严刑拷打之下他臀部皮肉溃烂，体无完肤。但即便受尽折磨，他始终守口如瓶，没有吐露任何关于党组织的信息。”陈直斋的次子陈新群忆起父亲当年所受的酷刑心痛不已。
就在这座监狱牢房之中，陈直斋结识了18岁的沪西纱厂工人袁仲甫，袁因接触地下党被特务秘密逮捕。“在我父亲口述的回忆文字中，称袁仲甫为‘进步青年’。”袁仲甫在狱中坚持斗争，甚至组织绝食反抗狱方压迫，亦是遭到敌人的毒打。狭小牢房里，二人同睡一张床，共同遭受磨难的经历和对革命立场的坚定维护，让两人彼此信任、相互鼓励，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由于敌人始终无法从陈直斋口中撬出情报，于是打算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诡计。1936年6月，陈直斋被告知，只要寻找到保人，便可以将他保释出狱。看到陈直斋在上海举目无亲，袁仲甫愿意为他作保，同时写了一封家信，请他出狱后代为转交给自己的母亲秦晓梅。
险境突围
平凡一家人的智勇掩护
1936年10月初，陈直斋被释放出狱后暂居上海一处小旅馆，一边四处寻找失联的党组织关系，一边处理被捕之前在法租界弄堂亭子间留存的个人物品。此时他的处境依旧险象环生，特务暗中尾随，他随时都会再度被捕，甚至有生命危险。陈直斋决定想办法离开上海，重新寻找组织。
10月中旬的一天，他按照袁仲甫家信上的地址，找到了当时位于普陀路46号袁仲甫的家，由于两名特务一直尾随着他，陈直斋只能在袁家附近迂回靠近，直至傍晚才趁特务松懈之际闪身进了袁家，他将信交给袁父袁母并告知了袁仲甫在狱中的情况。得知儿子尚且平安，袁母既激动又揪心。
“此时陈先生悄悄对我奶奶说了一句话，‘我的身后有尾巴’。”
袁家本是上海普通贫苦工人家庭，家中并不宽裕。袁父吴长贵（吴随其母姓氏，袁仲甫这辈恢复爷爷姓氏）在福兴面粉厂做工，袁母秦晓梅则是一位裹着小脚、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靠帮邻里缝补、浆洗衣服补贴家用。
陈直斋告诉袁母，自己必须尽快离沪回到革命队伍中。而此时，两名特务已经在马路对面来回徘徊，一旦被他们发现，袁家全家老小都将遭到杀身之祸。
值此危急时刻，秦晓梅不顾家中尚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当即表示全力相助。袁家夫妻迅速分工，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掩护行动。“我爷爷身材身形与陈伯伯（指陈直斋）相近，便找出自己的工人衣服，让陈伯伯换上；奶奶则开始翻箱倒柜凑齐陈伯伯离沪所需要的路费，家里钱不够，她还跑到邻居家借了点，一共20元钱。听闻陈伯伯因与特务周旋，一天都没有吃过饭，奶奶又是心疼又是敬佩，便又赶紧准备好他路上充饥的口粮。”尽管已经过去90年，但袁洵洁说奶奶当年讲给她听的故事，就像用刀锋刻进心里，永生不会忘记。
一切准备妥当，天色也暗了下来。“当时陈伯伯问我奶奶，家里是否有后门，奶奶说有。”于是3人分头行动。为引开马路对面的特务，吴长贵故意从正门低下头快步走出，马路对面蹲守的两名特务看见人影，立刻尾随跟上。吴长贵不疾不徐朝着与撤离相反的方向行走，估摸着陈直斋已经走远，才故意抬头四处张望。特务发觉跟错了人，便折返回到袁家门前继续蹲守。吴长贵则站在街边，假装围观街坊打牌，暗中盯防特务动向，直到夜色深沉特务撤走，才绕道返回家中。
就在袁父吸引特务注意力的时候，秦晓梅踮着一双平时走路都蹒跚的小脚，带着换装完毕的陈直斋，从家中后门悄悄撤离，直接奔赴当时的火车站，并为陈直斋买好去往杭州的傍晚发车的火车票。这一路惊险万分，等到她再踮着小脚返回到家中，早已吓得大口喘气，后怕不已。
依靠袁家的舍命相助，陈直斋登上前往杭州的火车，顺利离开危机四伏的上海。就在他离开的第二天，上海各个车站、码头全部贴满抓捕他的通缉告示。特务机关万万没有想到，费尽心机布下监视罗网，竟然被一户普通工人家庭巧妙化解了。离开上海之后，陈直斋一路辗转，扒火车、徒步赶路，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回到江西，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之中。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在由陈直斋口述、次子陈新群记录的档案材料中，真实地还原了这一段鲜为人知却又惊心动魄的历史。
岁月相隔
书信为媒后缘再续
战火纷飞中，两家人一别便是数十载。
离开上海之后，陈直斋继续投身革命事业，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担任过团政委、军分区政委等职，参加过淮海、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南京担任过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后调任上海，投身航空工业建设，担任上海521厂（后改为空军13厂）党委书记、厂长，以及上海市冶金工业局副局长。他严于律己，心系普通工人群众，受到群众爱戴。对待子女，他言传身教，不搞特殊化，家中6个子女全部服从国家安排，不少人下放基层。
而当年的狱友袁仲甫，后经过母亲的奋力周旋被“店保”出狱，由于在狱中遭受非人的磨难，此后双耳听力渐差，最后近乎失聪。但袁家追求进步的脚步从未停歇。1944年，袁仲甫的两个兄弟相继从军，走上革命道路。袁母也曾经前往苏北新四军家属队，参加后方支援工作，带领妇女们做军鞋支援前线。一个普通家庭，在自己的生活半径里，以力所能及的方式，与那个时代产生了深刻的连接。
特殊时期，陈直斋因这段被捕经历遭到反复审查，袁家的这段经历，成为证明陈直斋狱中坚贞不屈的关键人证，历经波折，历史真相得以厘清。
漫长的岁月里，陈直斋始终没有忘记危难时刻舍命相助的袁家人。1978年，陈直斋通过组织多方打听，终于重新联系上袁仲甫，喜出望外的他立即提笔给昔日共患难的狱友写了两封信。1978年10月，已是暮年的陈直斋在小儿子的陪同下，亲自登门拜访袁家。那年袁洵洁27岁，“我亲手做了一桌饭菜，陪同父亲在弄堂口等着陈伯伯”。
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停了下来，这对历经磨难、饱经世事沧桑的“革命战友”阔别40余年再相见，自是百感交集。“陈伯伯进屋后，第一个找的便是我奶奶。”令人无比遗憾的是，曾经冒死掩护陈直斋的袁母，已于当年3月离世。
那次见面之后，没过多久陈直斋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常年住院，此后两位老人再也无缘相见。1981年，陈直斋于上海去世。2005年，88岁的袁仲甫去世。袁洵洁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当年两家人往来的书信。这些泛黄的信件，承载着两家人跨越生死的情谊。袁洵洁主动联系上陈新群，将珍贵的书信交到陈家后人手中，这也是她与陈新群的第一次见面。
时光继续流逝，到了2026年，听着奶奶讲当年故事的袁洵洁也双鬓染霜，患有严重眼疾的她，始终放不下奶奶的心愿——把她这辈子“做得最自豪的事”讲给后辈听。“我的祖母只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家庭妇女，她没有文化，可在白色恐怖最严酷的关头，她用心中朴素的正义感与家国情怀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我希望让后辈们知道，在腥风血雨的年代，有无数像陈伯伯那样的出生入死勇闯虎穴的革命先辈，也有像我奶奶这样不惧黑暗心向光明的平民英雄，他们当年的勇气与赤忱，值得今天的我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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