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厂子

陈荣力

宁绍平原的杭州湾南岸一带，向为浙东棉花的主产区。而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我们的厂子，是浙江最早的棉花加工企业之一。一年几万吨加工能力的出色与强悍，轧花、脱籽、梳棉、剥绒、打包全都一条龙机器完成的先进和利索，让我们的厂子在杭州湾南岸众多棉花加工厂中，荣居龙头老大的地位。

更让人羡慕和妒忌的是我们厂子的工作条件与福利待遇。每年有整整8个月，我们厂子的工人都是在半上班半休闲的检修保养中度过的。那时还没有企业办社会一说，但我们这个百来号人的厂子，食堂、浴室、大会堂、图书室一应俱全，乒乓球队和文艺宣传组在镇上更属凤毛麟角。每天免费可打的热水，食堂自制的馒头、面包，每月可领的肥皂、毛巾、白糖以及一年发的两套藏蓝色劳动布工作服等，成为我们厂子的职工和家属，在邻居、亲戚前嘚瑟、显摆的最佳说道。

我们厂子真正火热、威风的场面，无疑是被我们称作“旺季”的生产季节。每年11月的光景，当田野里大量的棉花被采摘、收购上来以后，经过了整整八个月时间保养、休整，我们的厂子犹如一台喝饱了汽油的坦克，全身的骨骼和肌肉都在发出“咯咯”的声响。随着那台120匹的柴油机“嘭、嘭、嘭”地吐出几团黑烟，顷刻之间轧花机的轰鸣声、剥绒机的传动声、打包机的冲压声、传送机的回旋声，混杂着厂区内外喧闹、熙攘的船鸣人喊，恍如平地席卷起一曲澎湃的交响乐，震荡、裹挟得大半个镇子一派晕涨、亢奋。而每天厂区西大门肩挑、车推、船载、手扛的黑压压售棉长阵，官河上汽笛此起彼伏、一不小心便排出一二里长的运送皮棉的船队，更像两条窜游的乌鲤鱼，将熟稔于波澜不兴的整个镇子搅动得风生水起、生机勃勃。如果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习惯于农耕文明生活的我们这个浙东小镇，能零距离地感受现代机器工业的魅力和威风，并受此影响和渗透，滋长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崇敬与向往的话，那么我们的厂子肯定是最鲜活、直接的教材和样板。

我们厂子的辉煌不再，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便已显了端倪。“旺季”时间逐渐从过去的四个月减缩到了三个月、两个月以至于不到一个半月，而最终的停产也终于成为无奈的事实。其间也尝试过转产和创收，但除了浪费设备、增加贷款以外，一切只能是雪上加霜。此中的原因，谁都明白。就像众多地域性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一样，几十年的火红和风光，根本的支撑是计划经济下粮食、棉花、油料等大宗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的保障。没有了这一政策的支撑，我们的厂子是很难有第二条路能走的。

令人欣慰的是，几年前我回老家，在我们厂子改建的那个大型的小商品市场中，不少摊主我都熟悉，他们正是我们厂子原来的职工和家属。

就像一块土地对一个农民来说不仅仅是提供作物、庄稼那么简单一样，一个工厂对一个工人来说，同样不仅仅是谋生的饭碗那么明了和肤浅。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是会刻烙在记忆里，甚至渗入到血液中去的。比如梳棉车间失火的那个晚上，我们厂子众多职工、家属冒险冲进车间扑救火灾的那股炽烈和勇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