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新加坡

上图：新加坡的标志：鱼尾狮。

上图：1978 年11 月，李光耀在新加坡机场欢迎邓小平。

上图：1993 年4 月27 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海皇大厦举行“汪辜会谈” 首次会议。

上图：苏州工业园区。

下图：天津生态城。

站在建交30 周年的新起点，中新双方必将共同巩固维系当今世界的国际多边架构、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记者｜金　姬

距离中国4000 多公里的新加坡，只有上海面积1/9、人口只有上海1/4，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经济上是东南亚人均GDP 最高的国家，现实主义外交使之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军事上被视作“东南亚的以色列”……

2020 年10 月3 日，是中国与新加坡正式建交30 周年纪念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当天给新加坡总统哈莉玛的贺电中强调，过去30 年，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新两国相互理解支持，与时俱进推进双边关系发展。两国合作超越双边范畴，在地区和国际层面发挥示范效应。

中新两国虽然正式建交时间并不长，但有着特别的亲切感——新加坡华人占总人口70%，是中国以外唯一一个官方使用简体汉字的国家，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习近平形容新加坡为“亲密而特殊的伙伴”。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方龙和鱼尾狮又将共同舞出怎样一片天地，十分值得期待。

贸易中转站的艰难建国路

新加坡虽然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国家，但有据可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学者托勒密的《地理志》。当时这里被称为“萨巴拉港”（Sabara）。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的新加坡，因为紧挨马六甲海峡而地理位置优越，且水深港阔，历来都是海上贸易中转站，素有远东的“直布罗陀” 和“远东十字路口” 之称。

从公元4 世纪开始，大量来自阿拉伯、中国的船只途经这里，丝绸、瓷器、香料等货物在此转运。可以说，新加坡作为重要的转运、补给中心，在开拓海上贸易以及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上功不可没，这一功能定位也沿用至今。

8 世纪以后，这里被称为“淡马锡”，意为“海上之城”。随后1000年，新加坡先后被三佛齐王国、马六甲王朝和柔佛王国统治。“新加坡”这一词，就是源于1160 年三佛齐王国的一位王子因沉船踏上淡马锡，意外看到一头狮子认为是吉兆，就在这里定居并建立王国，取名信诃补罗（Singapura），在梵文中意为“狮城”。

1819 年，新加坡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这也给独立后官方语言之一定为英语埋下伏笔。新加坡开埠后经济迅速发展，并从东南亚和印度招募了大量劳工入境，这些劳工的后代就形成了今天的新加坡主要人口之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加坡被日本占领了三年。虽然战后又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但此时的新加坡已经萌生了独立的念头。1961年，马来亚提出成立“马来西亚联邦”，包括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沙巴和文莱。这一提议受到1959 年出任新加坡首位总理的李光耀的赞同。

1963 年9 月，马来西亚联邦正式成立，但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合并后就分歧不断。2 年后的1965 年8 月，42 岁的李光耀含泪在电视中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并独立，新加坡共和国正式成立。李光耀在回忆录里表示：“新加坡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它原是个贸易栈，英国把它发展成为全球海上帝国的一个枢纽。我们把它集成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少了躯体。”

为了生存下去，缺乏自然资源的新加坡开始一连串的措施来发展工业及经济，很快成为东南亚重要的金融和转口贸易中心，成为当时的“亚洲四小龙” 之一。与此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大幅度提高，住房、教育、交通等问题都得到解决。

新加坡的发展之路，成为日后中国改革开放学习的榜样之一。

建交前，双方已惺惺相惜

在新加坡市中心流淌的新加坡河，岸边矗立着一座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铜像。正是这位睿智的小个子政治家，在古稀之后奏响了两国建交的序曲。

1965 年独立后，当时国际社会正值冷战时期，新加坡又是中国以外唯一一个华人人口占主导的国家。为了取得西方世界的认可，也同时避嫌，新加坡刻意与中国保持一定距离，一门心思发展本国经济。

1976 年5 月，李光耀第一次访华。83 岁高龄的毛泽东抱恙会见了53 岁的李光耀。李光耀明确表示，中国是亚洲的大国，新加坡不可能也不会反对中国，中国越强大，对新加坡越有利。新加坡与中国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与传统，许多观点也很相似，只是建交的时机还不成熟，但要努力发展经贸合作关系。

1978 年11 月，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对尚未建交的新加坡进行了首次访问。据中国驻新加坡第一任大使张青回忆，邓小平时任政府第一副总理，新加坡在接待中给予了高规格的礼遇。这次访问中，李光耀向邓小平详细介绍了新加坡独立之后的发展进程和经济策略。经济学家吴庆瑞作为副总理陪同邓小平实地考察了新加坡裕廊镇工业园区、港口、居民区。回国后，邓小平即在当年12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

没有建交的两国领导人实现互访，这在世界外交史上实属罕见。

20 世纪80 年代初，中新建交暂缓而经贸先行，先后签订了8 项经贸协定。1980 年6 月两国达成协议，互设商务代表处，工作人员享受外交特权，可以办理签证业务。商务代表处设立后，两国增进了商贸合作，友谊也得到了发展。

经贸合作遍地开花

1975 年3 月，应中国邀请，新加坡外长拉贾拉南访华，出于对新加坡外交策略的尊重，周恩来总理并没有提及建交一事，而拉贾拉南主动转达了李光耀的意见，表示新加坡不能走在邻国前面与中国正式建交。

原来，新加坡北隔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紧邻，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相望，因此李光耀的意见主要出于对于新加坡的安全考虑。

1974年，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中国和印尼的关系比较复杂，1950年建交后1967 年断交，直到1990年才复交。

1990 年7 月，李鹏总理访问印尼，签署复交协议后，顺访新加坡。67 岁的李光耀表示，“今年底我将卸任总理一职，希望今年10 月访华，会见中国新一任领导人。我衷心希望在此之前，无论如何也要完成两国建交的历史使命。”值得注意的是，1990 年代初期的中国，在国际社会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抵制，这时的新加坡主动提出建交，显示了这个国家的外交独立和中立原则。

经过两国的共同努力，中新建交谈判在很短的几个月内高效完成。1990 年10 月3 日，中新两国外长钱其琛与黄根成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李光耀终于在其总理任期的最后时刻，实现了这一重要的历史任务。

中新建交后，最直观的成果就是经贸合作遍地开花。

根据中国驻新加坡第二任大使杨文昌的回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一段迷茫，在1992 年邓小平“南方讲话” 中提到中国可以向新加坡学习后，中国国内掀起了一股新加坡热。李光耀也适时提出两国建立一项特殊合作的想法，这就有了1994 年成立的苏州工业园区。

在经济方面，中国学习新加坡模式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招商引资和建立工业园区，为企业提供配套服务，以此来吸引世界各地的投资，激发经济活力。苏州工业园区的设立和发展都曾经历各种曲折，但不可否认这一项目为两国都带来了实际好处，到了2013 年新加坡已超过欧盟28 国对华投资总和，成为中国大陆最大投资来源国。如今的苏州工业园区，有96 个国家4000多家企业投资。

有了苏州工业园区这个成功范例，新加坡和中国接着展开第二个、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即天津生态城和中新( 重庆) 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这些合作项目都契合了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

如今，新加坡与中国7 省市建有经贸合作机制，同上海市建有全面合作机制。

2020 年9 月4 日，上海市—新加坡全面合作理事会联合主席视频会议举行。沪新理事会上海方联合主席、上海市市长龚正表示，新冠疫情发生后，两国政府和各界互施援手、守望相助，上海与新加坡相互支持，充分体现了“患难见真情”的精神。上海与新加坡共处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很好的合作基础和优势。

沪新理事会新加坡方联合主席、新加坡教育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黄循财表示，新加坡与中国及上海保持了全面及多方位的合作。沪新理事会建立以来，两地在“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合作、科技创新、营商环境、城市治理、人文交流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当前，新加坡正稳步推进复工复产复市，保持贸易和供应链开放，新加坡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新加坡基于儒家文化的国家治理经验也成为中国国家和城市建设学习的典范，如今国人耳熟能详的“花园型城市”、“智慧城市” 等概念无一不源自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城市型国家，新加坡高度重视绿色环保节能建设，主要体现在构建智能交通系统、发展清洁能源、推广“绿色建筑”、废水利用、垃圾处理等方面。

此外，中新两国在科技、教育、文化、军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日益密切。

“毒虾” 亦有战略定力

新加坡国土面积狭小，没有战略纵深，因此必须能够御敌于国门之外。为此，李光耀提出了著名的“毒虾” 理论，即新加坡应成为“能产生剧毒的小虾”，既能“与鱼群共存，又不会被大鱼” 吞掉。新加坡建国后为了建军颇费周折，最终在以色列协助下建立起军队。

由于新加坡军队很难找到训练的空间，因此，新加坡的军事训练大多在别国进行。据悉，新加坡有两个战斗机分遣部队、一个运输机分遣部队和一个直升机分遣部队在美国受训。此外，法国、文莱和澳大利亚也有新加坡空军训练场地。

新加坡虽然从未与台湾当局建立任何公开的官方关系，但1975 年双方签署了军事交流计划——“星光计划”，新加坡组建了一支由步兵、炮兵、装甲兵和突击连队组成的“星光部队”，定期轮流到台湾训练。由于新加坡和台湾当局的微妙关系，1993 年“汪辜会谈” 举办地放在新加坡显得合适。

在海峡两岸交流问题上曾经出力的新加坡，在香港问题上也立场清晰——在面对 “港独” 势力的时候，李光耀的长子、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夫人、新加坡淡马锡集团CEO 何晶不时发出正义之声。例如，2019 年中国香港“修例风波” 时期，何晶多次发文批评谴责香港暴徒破坏社会秩序，为支持严正执法的香港警察，还转发了相关推文。

与此同时，自越南战争以来，新加坡一直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防务关系，但却有意识地避免成为美国正式的盟友。处于众多大国利益交汇点的新加坡，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各方的力量平衡。出于确保“均势” 的考虑，新加坡一直在中美之间进行平衡。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全球新冠疫情加剧了这种紧张。2020 年6 月，68 岁的李显龙在美国《外交事务》刊发署名文章《危险的亚洲世纪》，指出亚洲国家不希望在美中之间作出选择，更不希望被迫“选边站”。它们希望与双方保持良好关系，这才是符合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选择。文章说得明白：“它们承受不起疏远中国的代价”。

站在建交30 周年的新起点，中新双方必将共同巩固维系当今世界的国际多边架构、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