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人生不惧修改

◆张英

冬天来了，湖南的天气渐渐冷了。韩少功忙完新书《修改过程》宣传事务，回到了海南的家，就等着过年了。

在《修改过程》里，韩少功书写了上世纪77级大学生这代人的人生和生活变迁，也描述思考了转型时期的家国命运与社会流变。其实，和笔下的人物一样，韩少功的人生也是一个反复修改的过程。在好友蒋子丹眼里，韩少功的成功，不是官职高低，多大名气，赚了多少钱，而是他活得纯粹，坚持理想，不忘初心，活得安稳，人生有定力，精神世界一直是热血青年，没有被外在世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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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映射了时代的蜕变

和以往的虚构小说不同，《修改过程》自传色彩很浓，小说的主人公就是韩少功在内的77级大学生。起念写这本小说也是源于韩少功当年湖南师范大学同班同学们的建议。人到了耳顺之年，同学相见分外亲。韩少功在短短几天里，把同学们这几十年的工作和生活，人生的变化了解了个遍。

他们这代人大多数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青春期经历了国家的特殊时期，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幸运地上了大学。毕业工作以后，赶上了出国留学、打工移民，体制改革、国有铁饭碗被打破，有人下海经商成巨富，有人官场春风得意，也有人下岗吃低保。他们这代人从没有书读到知识大爆炸，从点油灯写信到移动互联网时代，从物资匮乏到丰盛过剩。如今自己要管父母养老送终，自己的孩子却大多数散落天涯，逢年过节才能见面。

“77级那些人是我经验中的一块，让他们进入小说，表现历史的嬗变和人们的真切感受，对我一直有诱惑。”作为社会人的角色扮演到这个时候是谢幕的时候，整整一代人的人生，包括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爱恨情仇都到了可以做总结的时候。《修改过程》写出了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也写出了一代人的喧嚣与静寂，落差和起伏。“他们脱颖而出、求知若渴，人生经历极富戏剧性和历史意义，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空前绝后。他们面对改革开放前后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开创了各不相同的人生。他们因社会而启蒙，又成为社会的启蒙者，他们的蜕变，其实就是一个时代的蜕变。”

《天涯》主编孔见认为，在《修改过程》里，韩少功放下了宏大叙事，津津有味地叙述人生的琐屑和琐屑的人生。“韩少功以奔七的年纪创作《修改过程》，他预设的读者，就是他的同学同伴这一小群人。”

主人公肖鹏是天才式的学霸，但他觉得当学霸很丢人，把自己装作一个学渣，玩世不恭，放浪形骸，他非常入世，像变色龙一样适应时代的任何变化。人到中年的时候，肖鹏出现危机了。名和利，钱和女人，满足不了他了，他觉得人生就要完蛋了，有突然清醒的感觉，酒也不喝了，牌也不打了，租一间房子，要老婆白天把他关在这个房子里面，锁起来，像一个囚犯，像拉磨的驴在里面工作，头悬梁锥刺股地发奋。小说里很多人都有原型，韩少功的老朋友蒋子丹都认识，她一边看，一边对号入座，有时看得笑出了眼泪。“《修改过程》没有回忆青春那类小说常有的自恋，属于自嘲精神非常强烈的书写，出自于一种很强的自信，即作者对人生自我修改过程的自信。”

2 一个作家的热血与担当

1988年，35岁的韩少功离开长沙，和妻子带着8岁的女儿，成为“十万人才下海南”里大军的一员，从湖南作协调到海南作协。

29岁就先后当选了湖南省青联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协常委，在旁人眼里，如果留在长沙，前途光明。而当时的海南，一穷二白，刚刚建省，唯一的经济产业就是农业。韩少功的关系落在了海南作协筹备组，但当时机构没有编制，办公室只有8平米，还是借省文联的。韩少功甚至只能借住在姐姐家。

韩少功带的积蓄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当时正值文学低谷，文学杂志稿费低，图书的发行量也少。为了谋生，韩少功和几个湖南去的朋友一起找刊号，办了杂志《海南纪实》。此前，韩少功曾经在湖南省总工会《主人翁》杂志当过四年的编辑。办杂志，也算是熟门熟路。

在与张新奇、蒋子丹等朋友商量过后，作为主编的韩少功根据市场调研的结果，把《海南纪实》杂志的办刊方向定为新闻刊物，主打新闻时事和纪实文学，凭着内部的样刊，赢得了全国书刊批发商的青睐，第一期杂志正式出刊，就印刷了60万册，在期刊市场上一炮而红。

“这本杂志最高发行到100多万份，要三个印刷厂同时开印，把我们自己都吓了一跳。”当时编辑部设在海府路的省干休所内，租了一间小房子，只有两张办公桌。

杂志畅销的背后，和市场化的运作机制有关。《海南纪实》一成立就是公司化、股份化运作，员工虽少，责权分明，待遇和个人劳动付出挂钩，点燃了杂志员工的热情。“我们没拿国家一分钱，在一年时间里为国家赚了几百万利税和固定资产。”韩少功回忆说。

文人经商，说来浪漫，但在赤裸裸的经济大海里游泳，很少有成功的，韩少功算一个。

虽然杂志走红了，但利益分配也导致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金钱对人性的考验是残酷的，“有些人会变得贪婪，有些人会把钱看得很淡”。

回到作协的韩少功，写了一些散文，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系列随笔，思想性和精神思辨性很强，人文色彩浓郁，为他在小说之外开辟了一条道路。

1995年对韩少功是特殊的一年。母亲因病逝世，《马桥词典》即将修改完成。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叶蔚林届满退休，韩少功接任了主席。

当时，机关文学刊物《天涯》每期杂志印500册，除了赠寄作者100多册，剩下的杂志堆在墙角边。作为作协主席的韩少功出任《天涯》社长，蒋子丹任主编，《天涯》改版会议召开。韩少功提出，要从文体上突破“纯文学”的框架，把《天涯》办成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杂”志，杂志改版第一期征订单声明掷地有声：“以道义感、人民性、创造力定位，无意谋求畅销，拒绝与低俗为伍。”

韩少功复制了《海南纪实》的部分办刊经验，邀请了一支能够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的作家学者队伍。在理论、文学作品外，增加了非虚构和特稿类文体，注重文学与思想的结合，把《天涯》办成了一本以思想、学术、文学为主的综合性杂志。《天涯》改版两年，在读书界赢得了“北有《读书》，南有《天涯》”的口碑，奠定了自身在中国人文知识界的地位，在国外的影响也渐渐荡漾开来。至今，《天涯》仍是国内最好的杂志之一。在海南的一次民间问卷调查中，韩少功和亚龙湾等名胜一起并列为热爱海南的十二种理由。

3 感激农村和大地的馈赠

韩少功66岁了。年纪大了，他越活越简单，越来越安静。

2000年,韩少功辞去海南省作协主席和《天涯》杂志社社长职务，和妻子一起，回到他当年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插队的湖南汨罗农村，回到乡下务农。

韩少功还是“小韩”的时候，就有要回到湖南当知青下放的乡村去，盖房子过日子的计划。“在葬别父母和带大孩子以后,也许是时候了,我与妻子带着一条狗,走上了多年以前走过的路。”韩少功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

他的家坐落在一处三面环水的水库边。房子是两层小楼,上上下下七八间房,一个大凉台。花了两千块钱买了一片荒地，自己找当地的农村施工队盖房，入乡随俗，与农民老房子一样的红砖墙、黑瓦、木头门窗。屋里的家具，也是原生态的原木。院子里有杨梅树、橘树，也有黄瓜。读书写作累了，就穿上胶鞋，开荒种地，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自己去当地学校公共厕所的粪池，挑粪浇水施肥。蔬菜长虫了，他戴上老花镜，用手捉虫子，养鸡喂鸭。

韩少功把他的精神桃花源叫做“梓园”，在文章里称作“蠢园”。在这二十多年里，他写出了《暗示》《山南水北》《革命后记》《日夜书》等众多小说和散文随笔。空闲时间，帮当地农民在互联网上推销农家特产和农作物。

1968年，作为知识青年的韩少功所在的湖南汨罗天井茶场，距离他现在住的地方有20公里。他依然记得当时的生活：每天一大早，大喇叭一喊，早起集合，和农民一起去地里干活，除了中午吃饭的时间外，从早到晚都在地里长达十几个小时，每天筋疲力尽，疲惫不堪，坐着都能够入睡。这些经历对他的影响，都留在了他早期的作品《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小说里。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以流水般的刚毅和柔韧，朝着预定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前行，最后抵达自己的人生目标，蒋子丹感叹说，“我认识韩少功差不多40年，亲眼见证了他从小韩被‘修改’成了如今的老韩。”

一年大多数时间，韩少功都是在湖南乡下过的。只有天冷了，会回到海南，顺便和女儿团聚。在偏僻的乡下，他也关注着全球化、城市化、农村振兴等社会问题，并在各种场合，发表自己的思考和意见。

乡下住了快二十年，韩少功和当地几公里的村落里的老人、儿童都认识了。当地请他给村干部讲课，他去；小学初中请他去讲作文写作，他也去；这些年，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给周围的村庄搭桥修路。

这些年，城市化发展很快，年轻人和中青年骨干劳动力都进入了城市，“归根到底，乡村振兴需要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都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国家补贴，加上农作物附加值价格若能大幅度增高，农村人口的医疗、教育实现免费，这样，更多农村出来到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或会离开城市，回到农村。”“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运动”如何解决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韩少功当下关心的问题，这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之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