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寅生 情与智的思辨　国与球的牵挂

徐寅生为新民晚报红双喜杯乒乓球赛开球 本版图片 周国强 李铭珅 摄

81岁的徐寅生在接受采访

本报记者 金雷

编者按

明天，是上海解放70周年的纪念日。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值得隆重纪念的。今年，也是容国团为新中国首次夺得世界冠军60周年，也是世界著名乒乓球品牌“红双喜”问世60周年。今年9月9日，还是本报创刊90周年的日子。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里，本报与红双喜集团合作，推出“小球大乾坤”人物故事专栏，讲述从徐寅生、李富荣到蔡振华、邓亚萍、刘国梁等几代乒乓人的传奇生涯，通过回顾乒乓球事业的辉煌历史，来反映中国体育事业乃至新中国的发展历程。敬请读者垂注。

1949年5月27日清晨，11岁的懵懂少年走出家门，看到的是街道上露宿街头的解放军。徐寅生和他的家人曾经居住在浙江中路延安东路的石库门蜗居里，现在那里已经成了延安路高架旁的高楼大厦。十年以后，普通工人的儿子徐寅生成为国家乒乓球队的一员，再过了两年，他和队友合作拿下了世乒赛男子团体冠军，捧回了斯韦思林杯。

运动员时代，徐寅生留下“12大板”的乒坛佳话；放下球拍，他以总教练身份率国乒重夺斯韦思林杯，并亲历“乒乓外交”的历史一刻；执掌国际乒联，他转型顶层设计者，用“小球改大球”的创新提议，助乒乓球运动焕发新生。一段银球传奇，一位乒坛智者。围绕乒乓球的改革与发展，他时时刻刻都在思考在实践……

“12大板”是精神传承

1961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乒赛男团决赛，徐寅生与日本选手星野展弥的“12大板”佳话，实质是每球必争，见招拆招。当时中国队大比分1比2落后日本队，男团第四场的决胜局，徐寅生20比18拿到2个局点，最后一分的争夺，他接发球抢攻，星野退守放起高球，一个近台一个远台，两人你来我往，斗智斗勇。待到星野放来第11个高球，徐寅生猛扣对方中路，迫使对手犹豫中动作变形，回球出界。中国队第一次举起斯韦思林杯。

回顾这段球员生涯的巅峰之作，徐寅生却把功劳归于国乒这个集体，“王传耀说过，关键时刻日本选手惯用两招：一是落后时发球猛攻，利用对手求稳心理搏杀；二是防守时故意放高球，引起对手思想波动，出现失误。”徐寅生总结，老将毫无保留地传授，小将虚心努力地学习，是国乒传承至今的宝贵财富。1965年在南斯拉夫进行的第28届世乒赛，国乒卫冕男团冠军、第三次捧起斯韦思林杯后，徐寅生写下《赞战友》一文，经新华社播发被国内各大媒体刊登。文中他将一同奋斗的国手李富荣、庄则栋、张燮林、周兰荪等逐个颂扬，“我心里想的是写全队，写国乒这个可爱的集体。”

唯物辩证思想“放火”

不光钻研对手，徐寅生也爱钻研自己。1964年国庆节前，他应邀与国乒女队分享经验。徐寅生称自己是去女队“放火”，“讲得兴起，准备了满满一缸子的茶水，一口都没顾上喝。”通过剖析自己从事乒乓球运动的得失，从技术到心理，斗志到觉悟，个人到集体，结合观察到的女队实际情况，他留下的是珠玑诤言。

两个多小时的讲话，闪耀着一个普通运动员对待事业、看待人生的辩证思想的光芒，体现了一名青年努力学习、时刻自省的宝贵精神。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为这篇名为《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稿作批语并呈送国家领导人。不久，《人民日报》刊发讲话稿，掀起学习唯物辩证法的热潮。

徐寅生放的这把火，点燃了国乒女队突破历史的希望。1965年4月的第28届世乒赛，中国女队在卢布尔雅那扳倒“四连冠”日本女队，首度登上团体冠军宝座。女双决赛中，林慧卿、郑敏之击败日本选手，第一次为中国捧回波普杯。

激将法开启国乒改革

1970年起出任国乒首任总教练，徐寅生对乒乓球技术的思考和改革更多了实践空间。第31届世乒赛，欧洲选手弧圈球结合快攻的打法兴起，国乒无缘男单冠军，国乒的直拍快攻如何适应新形势？作为总教练，徐寅生坚持：必须速度结合旋转，向“快、准、狠、变、转”的方向发展。

谁来带头实践技术改革？徐寅生想到了郗恩庭。但大郗正胶打了十来年，技术成熟，改反胶的话风险大，怎会轻易答应？1971年底，中国队访欧期间，郗恩庭先后输给对手，火车上，徐寅生使用了激将法。他装作不感兴趣地跟大郗说：“算了，反胶再好，你这辈子也不会改了。”这句话倒让正在思考自身技术不足的郗恩庭动了心，“我回去试试。”徐寅生趁热打铁，“光试不行，要下决心改到底。”大郗横了横心，“改就改。”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直板反胶快攻打法的郗恩庭出现在第32届世乒赛男单赛场。这个技术类型的选手参加世界大赛，国乒历史上是头一回。男单决赛，面对老对手、上届世乒赛淘汰自己的瑞典名将本格森，大郗报了一箭之仇，圣·勃莱德杯重回国乒怀抱。

亲历中美“乒乓外交”

1971年，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时隔六年，徐寅生以教练员身份率国乒重返世界乒坛。

“当时训练完乘车转场，美国选手科恩错上了我们的车。庄则栋见没人与他打招呼，想到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参赛目标，主动过去与他交流，还送了他纪念品。”徐寅生回忆。一个意外，一次偶遇，两国运动员的友好交往成为新闻，也让密切关注国乒动态的国家领导人看到推动中美关系的机遇。

世乒赛即将收尾时，国家领导人做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1971年4月10日，美国代表团从香港入境，先后访问广州、上海和北京，新中国迎来首批美国客人。乒乓球冲破藩篱，掀开中美民间交往新篇章，为两国和平外交实现“破冰”。“小球转动大球，这是历史的机遇。”徐寅生说，“乒乓外交”使中国乒乓人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肩负的历史使命，将中美两国的乒乓友谊代代相传。

2毫米的顶层设计

从国乒男团首次捧杯，到“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徐寅生经历了从运动员、教练员、国家体委副主任到国际乒联主席一系列身份的转变，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为“搞专业的”，时刻思考并实践着乒乓球运动的革新与发展。

徐寅生至今都记得很清楚，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举行的国际乒联会议后，他给红双喜副总经理楼世和拨去长途电话。由于时差关系，当时上海已经是凌晨了。但这个电话，徐寅生必须打。这是关系到乒乓球运动和中国乒乓未来的大计。

这次会议前，关于乒乓球改革的争论风雨欲来。有一种舆论是：不能中国一家独大，这样没法扩大市场。事实上乒乓球并没有身处危机，奥运会的乒乓球赛，球票卖得很快。身为国际乒联主席，徐寅生则有自己的判断：乒乓球不能一拍打死，需要让比赛更好看更精彩。那如何调整？有提议抬高球网的，有提议扩大球台的，甚至还有提议禁止反贴海绵球拍让旋转消失……这样争下去，真要乱了套。

之前去日本参加活动，当地中老年乒乓球爱好者给了徐寅生启发，“他们打的是44毫米（直径）的大球，比起38毫米的球，速度慢，旋转弱，适合年龄大的。”职业比赛的用球，是不是从40毫米改起？他的提议得到拥护。

“国际乒联正式提出改大球，但具体怎么改，莫衷一是。”徐寅生清楚，说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小球改大球，要资金，要设备，要试产……在没有官方任何承诺的情况下，谁肯冒着做冤大头的风险，先揽下这活？国外的乒乓球器材企业，听说了这事，却没有一个动起来，都驻足观望。有企业表示，这一改要动40多道工序，投入是天文数字。

会议结束的当晚，身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徐寅生，拨通了万里之外红双喜副总经理楼世和的电话。电话里，徐寅生把小球改大球的初衷解释了一下，然后告诉听筒那头，球须先改起来，而且得快，新球试用后再作决定。时任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的是李富荣，他就此事也给红双喜公司打了电话。

“当时楼总回复我：‘让我和黄总（黄勇武总经理）合计一下。’”徐寅生回忆，很快，他就接到楼世和的回电，楼世和说：“小球改大球，我们红双喜来做。”

2毫米的前行，开创国际乒坛的新纪元。为了这毫厘间的改进，红双喜投入了全新的模具，全新的生产线，徐寅生补充一条：“凝结了红双喜工人师傅的智慧。”

40毫米大球很快从红双喜的工厂下线。中国乒协给国际乒联及不少协会送球，让他们试打，接着又在苏州办了一个大球邀请赛，请来马琳和白俄罗斯的萨姆索诺夫等中外好手参加。比赛期间，科研人员现场测试，媒体采访运动员及观众，了解他们使用大球的反馈。夺得冠军的萨姆索诺夫赛后对大球大加赞赏。印着红双喜商标的乒乓球又一次在乒坛引领话题。

徐寅生实地考察，“在现场看，确实比赛回合增多，精彩球不少，各方面反应良好。”直径增加2毫米后，大球速度下降13%，旋转减弱21%。之后，欧洲人在丹麦也搞了个大球邀请赛，大球得到乒坛认可。徐寅生卸任国际乒联主席后，接任的沙拉拉继续推进大球改革。

大球时代拉开帷幕

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的扬州世界杯，红双喜的40毫米大球首次正式启用。国际乒坛的大球时代拉开帷幕。这是中国企业制定的标准第一次被国际单项赛事的最高组织机

构确认为国际标准，上海红双喜由此跨入制定国际标准的一流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争得领先位置。“其他国家的企业也生产40毫米大球，后来，他们都按红双喜的标准投产。”徐寅生回忆。

大球改革是成功的，比赛的观赏性有了明显提高，2015年乒超上海队与四川队的比赛，许昕与朱霖峰上演42板对攻引发乒坛震动，用大球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当年改做大球，除了模具和加工的投入，还要面对之前小球巨大的库存压力，但红双喜丝毫没有踟蹰。回顾昔日2毫米努力的背后，徐寅生感慨黄勇武和楼世和两位企业家的魄力和能力，“他们说只要是中国乒协的提议，为了乒乓球运动在全世界的发展，上海红双喜一定全力以赴。这让我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