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将上海解放传单贴满街头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这几乎是每个上海人都熟悉的旋律。你可曾知晓，70年前的今天，上海全境解放前夕，正是这群小报童把“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印制的《庆祝上海解放、欢迎人民解放军》的传单发送、张贴到大街小巷。

时至今日，当年的小报童们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每年5月和10月，他们总会如约相聚——5月是上海解放的日子，10月则是新中国的生日。

在黄浦区山西南路上，由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陈鹤琴为穷苦报童创办的报童小学，至今仍桃李芬芳。在母校校园，几位老人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故事。

一进校门不再是小瘪三了

报童小学校史馆还保留着当年小报童们使用的卖报袋，足足有半人多高。

父亲出海时船只被日军击沉，母亲和弟弟、妹妹几年内因贫病交加而亡，哥哥姐姐则各自出门去学生意……在今年86岁的何翠宝老人心中，七口之家分崩离析的苦难始终清晰。8岁开始，小姑娘就需要独自面对磨难。

“总是天不亮就要去申报馆附近的报贩子那里批报纸，卖日报，下午四五点钟再去卖晚报。卖报要跑得快，才好抢到生意。否则，就有可能要‘吃烧包’……”何翠宝说。“吃烧包”，是报童们的“行话”，指当天的报纸没有卖完。

报童们的命运，在1948年春天得以改变。“4月的一天,我正在南京路上卖报，一个青年人亲切地问我，你愿意去读书吗？我说我没钞票。没想到，他跟我说不用钞票！”刘慧珍后来才知道，这位好心的青年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张家昌老师。

被张老师带到当时位于四川路青年会二楼大厅，她才看到，和自己一样好运的，还有几十个小伙伴。他们分为大、中、低三个班级，年纪大的十八九岁，小的才八九岁。

从踏进校门的那一刻起，他们惊喜地发现，自己一夜之间不是小瘪三了！

白天卖报晚上到校学习

被小报童们视作“一个全新世界”的地方，正是报童小学。1938年，陈鹤琴曾先后在上海创办了十所报童学校，倡导“一切为了儿童”，重视和积极推进苦难报童的义务教育。1939年，十所学校的报童们身着统一背心，上街叫卖，并将义卖所得全部捐给抗日前线的战士。

然而，一年不到，受到当局压力，传播进步思想的报童学校就被迫关门了。直至1948年，报童小学重新招生。教师中，有多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报童们白天卖报，晚上到校学习文化接受救国启蒙教育。进步报纸成了报童们活的教科书，报童学校也成了传播先进文化、宣传爱国教育、发展进步力量的摇篮。

语文、算术、唱歌、舞蹈……刘慧珍记得，第一节语文课上，老师教的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小诗，“人生两件宝，双手和大脑，一切靠劳动，生活才美好。”老师就像哥哥姐姐们一样亲切。

在老师们教诲下，报童们卖报时也有了选择——只卖进步报纸，汉奸们办的反动报纸，坚决不卖。

“报童近卫军”悄悄送传单

1949年春天，如何将上海解放的进程及时告知百姓？如何戳穿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一支“报童近卫军”秘密组建起来。

发传单前一天晚上，报童们先准备好传单。第二天清晨，天蒙蒙亮，大家赶到约定的四川路邮局会面，然后将传单一份份在报纸里夹好。

报童们熟悉地形，尽量不走只进不出的“死弄堂”，并有人负责望风——太平无事就喊“《大公报》要？”可以放心地将传单塞进人家门缝或报箱；发现有人来了就喊“《新闻报》要？”发现可疑的人来了就喊《申报》要？”大家就赶快散开。“紧张总归是紧张的，但是小报童们都很活络，每次都能完成任务。”刘慧珍说。

秘密做红花迎接解放军

1949年5月，经上级党组织同意，报童小学党支部决定全校建立公开的进步学生团体“好朋友团”。以党员学生和“报童近卫军”战士为骨干，分头发动同学们秘密制作红花、红星、小红旗，排练欢迎解放军的歌舞。小报童们穿梭大街小巷，侦查敌军驻防、武器装备，成为可靠的小情报员。

“一听上海要解放了，我激动得跳了起来！”说到这，何翠宝老人难掩兴奋。为了不引起怀疑，老师叮嘱小报童，若是有人问起为什么要做红花，就说是学校开联欢会要用。

5月25日晚，人民解放军攻进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后，部分同学分别参加了“人民保安队”“人民宣传队”，或上街维持社会秩序，或进行“三光行动”——将革命标语贴光、革命传单发光、残留在街巷的反动标语撕光。“好朋友团”和“报童近卫军”们则集中到“四明公所”（现淮海东路广西路口）制作标语。

5月26日清晨，张家昌老师带领约20名报童到格致中学集中，冒雨上街张贴人民解放军进城《布告》。在庆祝上海解放大游行时，报童们学的歌舞、做的红花全都派上了用场。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当晚，师生们聚在四川路青年会大礼堂，第一次唱响了《东方红》。

上海解放初期，报童小学师生曾先后给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两封信，他们动情地说:“在旧社会里过尽牛马生活，被人认为是臭瘪三的报童，今天翻身做了主人！”

令刘嗣通老人自豪的是，报童们的前进步伐，并没有随着解放而停步。1938年就读的第一届小报童，很多参加了新四军；1948年就读的小报童们在解放后，在党组织的安排、推荐下，或南下或北上，或参军或参干，投入各种革命工作，先后三批近六十人参加了公安工作。报童小学几经校址搬迁，当年小报童们爱国荣校的精神，则在老人们的讲述中，在今天的孩子们心中，继续生根发芽。

本报记者 陆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