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其明一生须对一人一事深情

1965年吕其明在新乐路家中创作《红旗颂》

◆年轻时的吕其明和妻子李凌云

◆吴南瑶

5月26日，今天是吕其明90岁生日。就在生日前几天，他收到了最新出版的《红旗颂》的定稿本，老人分外高兴。《红旗颂》是这位老人浩若烟海的作品中的一部，但意义非凡。作为烈士的儿子，他追随着前辈的足迹前行，一辈子朴素为人，认真做事。吕其明说，我不过是将自己的人生与共和国这七十年一起写成了歌，“只要它们伴随时代的脉搏跳动，被广大听众所接受，所喜爱，所钟情，这就是对我最高的褒奖。”

生命短暂，一个人必须对特定的人和事倾注深情。当他白发苍苍，垂垂老矣，回首一生，能为自己做过的事感到自豪，当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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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对人有好处

面色红润，走路稳健，思路反应敏捷，声音洪亮，人们在吕其明身上，完全看不到耄耋之态。“确实常有人问我健康秘诀，我只有一句‘一切顺其自然’。”

依然忙碌，要校对书稿、作曲，几十年如一日的规律生活让吕其明很受益。这位高产的作曲家从不开夜车，不日夜颠倒，如同山里的农夫，或是闭塞小镇上的手艺人，在吕其明心里，自己和他们并没有太大不同。他坚持顺应自然，日升而作，日落而息；三餐定时，什么都吃，什么都不多吃。“直到现在，我每天还能保持一定的工作时间。”

如同一台走时精准的座钟，吕其明一辈子高效地运作，在数十年的电影、电视音乐、器乐作品和声乐作品创作中，他陆续为《铁道游击队》《白求恩大夫》《庐山恋》《城南旧事》《雷雨》、《焦裕禄》等200多部（集）影视剧作曲，创作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交响乐《郑成功》（合作）、交响诗《开拓》《国旗·一九九七》、管弦乐组曲《雨花祭》、弦乐合奏《龙华祭》等十余部大、中型器乐作品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谁不说俺家乡好》（合作）《微山湖》等300余首不同体裁和形式的声乐作品。

用西方的现代工具——交响乐队，用民族的语言，从内容的需要出发，运用各种技法，讲述一个个爱国主义的故事，是吕其明一生追求的目标。战争年代的成长经历，赋予了吕其明天生的革命浪漫情怀和英雄主义，创作诸如《铁道游击队》这样的题材时，常常“好像是打开了一扇闸门，水就喷泻而出了。”甚至不需要什么修改，一气呵成。“听得懂、传得开、留得下，是我对音乐的最高追求。”吕其明说。

1995年，一位小时候就迷恋《红旗颂》，曾经试图与同学排练口琴合奏，从虹口骑自行车到新华路上海管乐团抄录过总谱的音乐爱好者，看到当年的“上海之春”有吕其明的专场演出，急不可待地买了票带着全家去现场，几乎是含着热泪听完了《红旗颂》。难抑激动的心情，这位乐迷给吕其明写了一封信，寄到了上影厂。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人心是最权威的裁判员，收到来信的吕其明给乐迷回了信，而这位执著的乐迷就是海上知名书法家、篆刻家刘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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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挚爱是清欢

吕其明坦言自己是个内向的人，平时几乎没有任何社交。即使是和刘一闻二十多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是止于淡如清水的君子之交。工作、创作占据了生活中最重要的地位，他认定生活不需要奢华，在简约之中，就可以有清净的欢乐。“很多年，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心态，工作压力再大，从来也不会发愁。但这两年，我遇到了人生中最难过的一个坎儿，那就是老伴的离世。”两年时间，虽然已经调整好了心态，老人的面上依然流露出难掩的伤感。

李凌云，吕其明叫了一辈子的“小李”，他们是夫妻，是战友，是同志。她也是吕其明所有作品的第一个听众。吕其明1940年加入新四军，小李1946年参加了八路军，第二年，新四军文工团和八路军山东军区文工团合并为华东军区文工团，两个红小鬼成了同事，吕其明在音乐组拉小提琴，小李在戏剧分组演戏跳舞，虽然也称得上朝夕相处，直到1949年吕其明作为支委参加新党员入党问题讨论的时候，才对小李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姑娘”，但并没有更多的交往。而后文工团南下，经历了淮海战役，又随着上海解放进入上海。1949年5月26日那晚，文工团的战友们在老北站候车室大厅的条凳上度过了一个夜晚。同年11月，华东文工团集体转业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

一边吕其明如饥似渴地投入在学习中，另一边，小李也出落成了一个落落大方的大姑娘，经过老大哥电影演员铁牛牵线搭桥，两人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没有谁追谁，我只记得第一次见面就聊到12点，我把她送到建国西路的宿舍，她又陪我走回华山路的住处，我不放心她一个人，又再次把她送回建国西路。”他爱她淳朴善良，她爱他踏实上进，那个年代，没有丰厚的物质，也没有华丽的语言，但心格外热。

1952年春天，结束了短暂的两地分居，两人从此便再没分开过。最艰难的日子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一身清白的吕其明也遭受了无妄之灾。每天，小李都会在公共车站等在单位批斗的丈夫回家，有一天，却直到最后一班末班车开走都没等到。这样绝望的日子，人如漂浮在无边的大海，不知道哪个浪头来了，就会把人打沉。平日柔弱安静的小李却生发出无穷的力量，不断安慰、开导吕其明，“活在一道，死在一道”，小李的这句肺腑之言，让吕其明在最痛苦、艰难的时候，心里有了一分底气和依靠。

时光如水银般滑过，当年的小吕和小李相伴了近七十个春秋，各自做着力所能及的事，始终是对方最坚定的后盾，相互扶持，相伴相助。然而，人终有一别，遵从小李生前要海葬的心愿，质本洁来还洁去，吕其明亲手为爱妻李凌云写下了祭文：……你是我们和谐、温馨、美满、幸福家庭的顶梁柱，你是冷静、智慧、通达的“政委”和舵手：你使我闯过了人生一道道险关……因为有了小李，吕其明觉得自己一生所遇都算不了什么，而接下来的路，须得靠自己坚强地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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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与写下的旋律融为一体

短短的一生，所有人都不得永久持有，终将失去。早从上世纪80年代，吕其明与妻子就决定要追随老一辈革命家，实行海葬。“这不是经济上的打算，这是观念问题。”吕其明坦然而道：“人死了，不必再占有土地资源，从大自然来，回到大自然去。这个决定我们从未动摇。”

对于死或有重于泰山，或有轻如鸿毛，吕其明很早就比一般人有着切实的认识。父亲吕惠生是安徽无为很有威望的教育界人士，抗战时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曾担任新四军第七师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主任。在随七师北上时，他身患重病不得不从长江秘密撤退，因遭叛徒告密被捕。吕惠生在酷刑下忠贞不屈，43岁写下《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父亲的慷慨就义对十岁就加入新四军的吕其明产生了一生不可磨灭的影响，1945年8月，吕其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老乡家里，油灯照耀15岁的他向党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以至献出生命。继承父亲的遗志，永远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从那时起，对吕其明而言，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人生信条。

西贝柳斯写下《芬兰颂》，史美塔那用《我的祖国》赞美捷克，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有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怀有胸襟博大的爱国情怀、人文情怀的艺术家来记录时代，讴歌英雄。

写过《郑成功》《焦裕禄》，1997年，离休后的吕其明受邀为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谱写背景音乐。不取分文报酬，吕其明将自己对父亲的思念全部倾注在这部作品中。实地考察回到上海，他每天伏案十几个小时，历时半年，写下了长达60分钟，分为15个乐章的管弦乐组曲《雨花祭》。1999年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新馆开馆以来，这深沉、委婉、令人思绪万千的旋律便日日回绕在场馆中，《雨花祭》总谱亦留存在纪念馆内吕惠生烈士纪念墙前的玻璃柜里。“我的作品能和烈士们共存，和父亲共存，我感到无上的荣光。”吕其明道。

已到耄耋之年，经历过丧妻之痛的吕其明，如今在孝顺女儿的陪伴下，依然居住在与热闹的美琪大戏院一街之隔的江宁路上。闭门即深山，习惯了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总有一天，我将与父亲，与小李团聚，复归大海。那时，我将日日面对日出山海，与我写下的旋律融为一体，这或许是我一生最浪漫的事。”吕其明笑得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