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胜利的腰鼓在上海打响

大上海解放“号外”（1949年5月25日）

欢庆上海解放的新安旅行团腰鼓队，中间男队员后面第二人为郑仲英

上海解放时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徽章

1949年8月，在西藏路北京路处的五洲大药房楼顶上拍摄。前右是郑仲芳，前左是江有声；后右是郑仲英，后左是郑慈

郑家六兄妹 前排左起：郑国芳、郑仲芳 后排左起：郑国英、郑慈、郑仲英、郑雪英

上海人民热烈欢迎解放军

1949年8月，接管上海后第一次回家。前面为母亲曾英、父亲郑家栋；后右为郑慈、中为郑仲芳、左为郑仲英

◆张林凤

70年前的上海，有这样一个家庭，妈妈被人称作英雄母亲，她把七个儿女都送上了战场。老大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老二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家里另外的三兄妹、堂哥、表哥都是解放军军管会的接管干部。他们中有人乘坐第一列从丹阳直接驶进上海市区的火车进入上海参加接管，他们也把胜利的腰鼓打进了上海……

近日，笔者辗转找到91岁高龄的郑国芳、87岁的郑仲英兄妹，听他们讲述接管上海往事。

乘坐首列火车入沪

解放战争时期，郑国芳在华东野战军从事机要技术工作。解放军胜利渡江后，开始做解放上海的战前准备。在丹阳集结时，陈毅司令员对即将参与解放上海的全体指战员做了总动员，并从机关选调了一批上海籍干部充实到军管会，到上海执行接管任务。16岁就入党、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郑国芳，作为上海籍干部，也成为了军管会的一员，听命于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梁国斌的指挥。梁国斌在出发前的动员会上严肃地说：“你们都是从机关抽调的对上海熟悉的干部，我们进入的是‘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接管的是国民党警察局和特务机构及高级官员的财产，一定要严格按照政策规定行事，不得有丝毫的疏忽。”

在梁国斌带领下，郑国芳他们于5月27日从丹阳坐火车到上海，这也是解放上海时，第一列从丹阳直接驶进上海市区的火车，一路上还遭遇小股敌人，时有零星战斗，火车开开停停。在火车上，梁国斌召集接管干部，再次强调《入城纪律》和《约法八章》。火车驶入上海北火车站停下后，梁国斌指挥大家整顿军容军纪，高唱着《解放区的天》出现在市民面前。火车站附近还有国民党的散兵游勇，用枪逼迫一些烟纸店主交出钱财后逃窜。解放军发现后立即追击，夺回钱财交还店主，市民都赞扬解放军是仁义之师。

在郑国芳的记忆里，接管是有条不紊顺利完成的。根据安排，他们进入国民党铁路局机关大楼，此时，国民党官员已无踪影，整幢大楼内纸片、文件、货物散落得一片狼藉，他们将所有财物，包括房子造册登记后，立即进入福州路上的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召见代局长陆大公等人，向他们宣布接管上海的命令，并对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宣铁吾和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的高档住宅进行接管。郑国芳他们住的是条件简陋、费用低廉的小旅馆，面对高档住宅内的咖啡、奶粉及大量精美点心，他们不为所动，依旧吃部队炊事员从很远地方挑来的粗糙饭菜。郑国芳说，他们兜里是没有钱的，不逛商店不买东西，步行去办事，市民送来鸡蛋、糕点、水果等，他们都婉言谢绝。

秘密执行欢迎任务

南京解放后，郑仲英所在的第三野战军文艺部队——新安旅行团（以下简称“新旅”）来到丹阳，接受上海解放的接管任务。在军管会文艺处处长

夏衍的指示下，他们排练了《进军腰鼓》《解放花鼓》《买卖公平》等节目。

5月29日，新旅团员乘火车从丹阳出发，途中创作人员即兴谱写了歌曲《在前进的道路上》，大家兴奋地习唱起来。进入上海后，又换乘解放军刚缴获的美制十轮大卡车。所到之处都是欢庆解放的市民，都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

7月6日，在当时的跑马

厅（今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上海隆重举行庆祝解放军入城大游行，新旅的腰鼓队也在游行队伍中。街道两旁挤满观看游行的市民，连大楼的窗户里、阳台上也是人头攒动。郑仲英自豪地打着腰鼓，情不自禁地回想起1948年初春，新旅团员到黄河北部濮阳华野总部驻地慰问演出，陈毅、粟裕等首长都来观看。团员们借老百姓的铜脸盆，用灯芯抹上油串起点灯，营造火树银花的景象，与战士们联欢打腰鼓。陈毅表扬他们：新旅打出了我军的威风，打出了人民的欢乐；你们要将腰鼓打到南京去，打到上海去。

腰鼓队从淮海路打到外滩，又从外滩打到南京路。傍晚时分下起了大雨，游行队伍都被淋湿了，但大家欢乐的情绪丝毫不受影响。这时，有位接管干部过来，请新旅团员上国际饭店14楼。陈毅市长正在宴请上海各界人士，见到新旅团员，热情地招呼大家，你们衣服都湿透了，进来开点“洋荤”，吃点蛋糕咖啡吧，然后给我们宴会表演点节目。尽管头发和衣服都是湿漉漉的，团员们却精神抖擞地表演了多首歌曲，赢得阵阵掌声。郑仲英说，他们这些土不拉几的团员，都是第一次到国际饭店，兴奋不已。

新旅驻地在淮海中路1449号（今法国驻沪总领事馆），距郑仲英的家不太远，但部队有纪律不准回家。虽然非常想念亲人，但大家都自觉执行纪律。不久，团员们被分布到多家工厂深入生活。被解放军接管的工厂，首先废除了抄身制度，恢复了生产。郑仲英他们五人在被誉为“红色堡垒”的国棉十二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娱同劳动。她在筒子间劳动，即将结束时，他们分别写下自己所在劳动车间的花鼓词，郑仲英写的是党员周龙娣师傅的事迹，五人的作品合起就是《歌唱十二厂》的花鼓，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他们又辅导工人排演，效果很好。

解放初期的上海，形势依旧严峻，电厂、水厂等民用设施多次遭国民党军机轰炸。“二·六”大轰炸发生后，苏联空军来到上海协助防空。那天，郑仲英和几位女兵接到一项保密任务，奉命来到江湾机场后，才知道是欢迎苏联空军。连续几个晚上，每批都来了十多位飞行员。第一次看见这些蓝眼睛黄头发高鼻梁的外国人，女兵们新奇又崇敬地将鲜花献给英勇的苏联飞行员。这项任务是保密的，直到这次接受采访时，郑仲英才透露。

文工团俘虏军乐队

郑国芳、郑仲英的堂哥郑冶和表哥江有声，都是上世纪40年代初期参加新四军的，当年也都是亲历了上海接管的接管干部，遗憾的是，他们都在去年去世了。

上海解放前夕，郑冶是解放军第20军58师文工团团长。据郑冶的外甥回忆：曾经听爸妈说过，舅舅在上海解放前夕，指挥文工团俘虏了一支国民党的军乐队，舅舅他们边押着俘虏行军，边宣传解放军的政策，还向俘虏学习乐器演奏。天资聪明的舅舅，是在行军途中提高乐器演奏造诣的。上海解放时，他押着国民党军乐队俘虏进城，将这些专业人员送交政府。郑冶也获得了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机会，后来成为国家一级音乐指挥。

江有声是郑家的远房亲戚，从小无依无靠，善良的郑家父母让他生活在自己家里，一直到参加新四军。擅长漫画的江有声，解放战争时期，在山东中共领导的《大众日报》任美编，上海解放时，他随《解放日报》进入上海，担任报纸美编。

郑国芳、郑仲英的堂姐郑少茹和堂姐夫陆文达，都在上世纪40年代初成为中共党员，从事隐蔽战线工作。上海解放时，他们参加了上海电信局的接管。

接管医院成立大学

郑国芳、郑仲英的姐姐郑慈和姐夫许高群也是上海解放时的接管干部，他们的女儿许敏回忆了已故父母在上海解放时的接管情况。当时，郑慈是三野卫生部医学院门诊室长兼教育干事。1941年参加新四军，1942年16岁就入党的郑慈，曾荣获新四军的南丁格尔奖。1949年3月，郑慈赴北平（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许高群时任三野卫生部医学院政治指导员、副教导员，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后勤部第四接管处联络员。5月27日黎明前，郑慈、许高群随三野卫生部乘汽车进入上海。他们接管的是江湾五角场原国民党国防医学院（此时已撤往台湾）校舍，和国民党联勤第二总医院的全部设备及院长和医护人员四百多人。

解放了的上海百废待兴，亟需专业人才。接管干部根据陈毅市长的指示，召开座谈会，向医院在沪人员说明我军将在原国防医学院旧址筹建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请他们积极参与并推荐教师。同年9月，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成立。开学前后，有一些已在台湾的原国防医学院的学生，听到陈毅市长的讲话和号召，逃回上海来上学。1950年10月，更名为上海军医大学，1951年7月，学院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郑家的英雄母亲“曾大姐”

上海解放了，对郑家来说，本应是团聚欢乐的日子，其实不然，因为郑家的长子郑大方，1939年18岁时参加新四军，23岁英勇牺牲在抗日战场。次子郑仲芳，长期在上海坚持斗争。多年不知家人音讯的郑国芳，还曾四处打听二哥消息。

完成接管任务，即将离开上海前，郑国芳才被获准回家，和父母匆匆见了一面。由于工作性质规定，必须有一位同志陪同回家，见面时间仅1小时。那天，他兴冲冲赶往石门二路707弄56号的家。离家时，才五六岁的小妹郑雪英已不认识眼前的三哥，倒是二妹郑国英一下认出他，兴奋地奔向楼上告诉父母。

郑国芳和郑仲英说，见到多年没回家的儿女，父母并不喜形于色，他们的表现犹如儿女下班回到家。朴实的父母，一直认为儿女们投身革命理所应当。

在儿女心目中，母亲曾英是位伟大的女性，即使收到大儿子牺牲战场的消息，她还是毅然将其他儿女送入革命队伍；得知次子从事的工作，随时可能牺牲时，她依然让他在家召开秘密会议，并为其掩护。受哥哥姐姐们的激励，1949年6月，15岁的郑国英和13岁的郑雪英也参加了解放军。

曾英在解放初期就出来工作，她是上海第一代居委会主任。上世纪50年代两次出席全国烈士、军属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人们亲切地称这位“曾大姐”是英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