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就是我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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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

1935年出生于希腊的导演西奥·安哲罗普洛斯曾说过：“人执迷的一切将决定自己的命运。人一生只能拍一部电影，只能写一本书。”的确，对于安哲而言，从其早期作品《传播》《重建》，到他声名鹊起的“希腊近代史”三部曲（《36年的岁月》《流浪艺人》《猎人》）、“漂泊/沉默”三部曲（《塞瑟岛之旅》《养蜂人》《雾中风景》），以及其后的“边境/追寻”三部曲（《鹳鸟踟蹰》《尤里西斯的凝视》《一日永恒》），抑或未完成的“希腊”三部曲（《悲伤草原》《时光之尘》《另一片海》），安哲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希腊的大地。

在这个对他而言“充满了回忆、古老石块和残破雕像的国家”，安哲以影像思考希腊的社会、历史、文化，以及处于其间的群体个人。安哲影片最具标识度的长镜头，如同撷取自生活的片段，质朴流畅；又仿佛拥有生命的个体，带着呼吸的温度默默凝视着镜头前的人，不赞美亦不批判。而镜头里上演的人间故事，从母题到场面调度、演员表演，何尝不带有古希腊神话和戏剧的神韵。安哲故事的主角永远是人——历史是人的背负，文化是人的装扮、社会是一群人的整体行为。在长镜头客观又不乏温情的凝视下，人的内心世界被逐步展现，所有的宏大命题都只是人为了认识自我而不得不面对和完成的课题。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安哲电影的真正面向其实是私人而诗性的，终其一生，安哲所有拍摄的电影都只有一个主题，即如他所言的“旅途，边界，放逐”。对此，完成于1986年的电影《养蜂人》，做出了寓言般的阐释。

斯皮罗的祖辈、父辈都是养蜂人，斯皮罗一路向南的逐花路线既有传承又有同伴，是固定的，然而这一次，当蜂群不断削减、同样衰老的养蜂同伴人数减少，甚至连最活跃的乔治也累了的时候，伴随着斯皮罗和流浪少女的邂逅，以及少女按照路线地图不断制造的二人“偶遇”，越来越明显，斯皮罗的旅途实际成了一场“重访回忆”之旅。他以放蜂为名，沿途探望了少年时代的好友，在护士的严管下偷喝红酒，在晨曦的海边回忆往昔的青春、理想与爱恋；探望了彼此隔阂已久的妻子，做出了最后挽回的尝试，却决绝地告别往昔；探望了多年前离家出走的大女儿，迟缓而木讷地说出了迟来的歉语，终于了结一桩心事；还回到居住过的老宅，找到了父亲当年用过的养蜂人面罩。此时，斯皮罗耳畔似乎响起婚礼后和小女儿离别时，他把她如儿时小女孩般抱在怀里吟唱过的歌谣：“爬上胡椒树，伸手摘胡椒，树枝忽折断，两手空空了。”当追忆的旅途无法从过去获得新的慰藉，斯皮罗遇到了流浪少女，于是开始对于边界的探索，进而完成自我的放逐。

青春鲜艳而叛逆的少女与沉默沉重的斯皮罗的故事充满了错位。在她被抢走钱包孤立无援寻求帮助时，他对她除去微弱的同情，更多的是隔膜和不愿介入；当她沿着他的逐花路线追逐他时，他连点好的餐食都不顾偷偷逃回旅馆，只想躲避；而当她和遇到的大兵调情，不打算再跟着他时，他开着卡车一头撞碎餐馆大门，像古代骑士般带走了她。少女跟随了斯皮罗，因为“从来没有人像你对我这么好”……

旅途的最后一站是废弃多年的帕特农神庙剧院，墙上写着醒目的“忏悔”。斯皮罗在与少女的缠斗中，不断试探道德的边界、欲望的边界、青春的边界以及人与人内心的边界。

至此，我们有必要引入导演安哲对两位主人公的理解，斯皮罗喻为“过去”，少女喻为“未来”，他们的关联就是“过去”与“未来”的交流，喻示了“未来”对“过去”的矛盾——既想要得到又不愿背负，且最终背离。安哲说：“我们那个饱经历史事件的世代之事我已经交代完毕，或许现在开始尝试探讨年轻人的问题，比方说谈谈影片中那个年轻女孩，开始关心现在与未来。今天我们活着的理由总是远超过死亡的。”然而，少女在流浪和无所顾忌中，于旅途放逐自我；斯皮罗在回忆过去中与朋友、亲人沟通而不得，并在与“未来”的沟通中败下阵来，当过去与未来皆不可期待，斯皮罗选择在死亡中获得安慰。

影片的最后，身处群蜂包围、倒地濒死的斯皮罗用手指一下一下地敲击大地。特写镜头中的手指倔强有力而不甘。斯皮罗探望重病老友被护士赶出病房时，老友也敲击床沿发出密码语一般的响声信号。颇有深意的两处映照，成为过往雄心壮志和历史的挽歌，即便人与人、过去与未来的沟通如此艰难，斯皮罗依然没有全然放弃。对他而言，大地是最好的倾诉者。

安哲曾说最好的死亡场所是在电影拍摄现场，一语成谶，2012年1月24日，安哲在拍摄《另一片海》片场过马路时遭遇车祸身亡，令人唏嘘。安哲改写过一首艾略特的诗，堪为其电影主题和宿命的表征：“每一次在一团模糊的感觉中开始新的冒险，都是一次新的开始。杂乱无章的情感，向无法言述的事物发动的袭击，去寻找那已经失去的东西，一旦找到又重新失去，又去寻找，循环往复……结束，就是我的开始。”

对安哲而言，电影是唯一的宿命。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