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指挥家

曹小夏

我的父亲是指挥家，我们全家每个人都在他的指挥下同台演出过，所以我们在家里也是乐队成员。

我出生三个月的时候，父亲就去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了。我小时候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幼儿园全托长大，直到1961年父亲回来，带着我们全家从北京到上海，那时我只有六岁。记忆中父亲总是忙着工作，他不是看总谱就是弹琴，听音乐，不太管我，但是有段时候姑妈不在上海，我父亲带着我上班，从小就在上海交响乐团的排练厅听排练。父亲对我比较严格，家规也比较重，我如果犯点小错误，父亲就要我写检讨书贴在客厅里。那个年代没有什么饭店和宾馆，家中朋友们来吃饭，外地亲戚住宿的人很多，我觉得很没有面子，但是父亲说知道难为情下次就不会再犯了。所以我要很自律才能保住面子。

确实，我不太让大人操心。那个时候，没有复印机，大多数乐谱都是手抄本，有的时候谱子抄错了，或者演奏员看不清楚，父亲总是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带一根绳子，回来时把所有的谱子都绑在后座上带回家，他可以几小时都在修改乐谱上。他用小刀片轻轻刮掉错的地方，然后再一个一个音符写好。乐团的老团员告诉我，父亲在当天排练好了，觉得哪个人有点问题，第二天排练前他会发一张小纸条，告诉他谱子第几小节的地方有点错，父亲说这是节省时间，不要在排练时停下来再为了一个小地方练，浪费大家的时间。他工作总是认认真真。

父亲在大家的眼里一定是一位非常严厉的指挥，但是在乐团里与他共事过的朋友们都说他是一个非常慈善的人。他常对我们说：严格不是凶，他对业务精益求精，无论是排练还是演出，都严格要求乐团的演奏员；下了台他又与大家说说笑笑。他助人为乐，经常帮助朋友们。他非常爱才，有的青年演奏员很有才能，他非常重视培养。我经常听到老交响的朋友们对我说起父亲的事情，对我教育很大。

记得父亲80岁那年，上海交响乐团为他开音乐会。一位团员捧着一个花篮进来放到台上，我说：“您这么客气。”他激动地告诉我：“我是来感谢曹先生的，当时，我在样板团工作，说了几句话，冒犯了领导，开除我，把我下放到工厂，当时我很失望，因为那个年代，不会有人冒着风险来救我的。可是曹先生知道了，他与有关领导说，年轻人说话比较冲动，但是，他的业务水平相当好，我们需要他，就想办法把我调到上海交响乐团。如果不是曹先生，我现在还在工厂里，业务也一定荒废了。是他救了我，今天我送花篮来就是表表心意。”听到这里我心里暖暖的。

还有一次，一位团员从美国回来，找到我的电话，要邀请我父母一起吃饭。我们见面了，他对我们说：“曹先生是我的恩人，‘文革’时，我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上学，虽然业务很好，但是由于我的家庭成分不好，发牢骚，就把我分配到新疆，那个年代这些地方都非常艰苦，是曹先生想尽办法把我调回来，不但回上海，还帮我平反，进了上海交响乐团。所以今天，我回来一定要敬敬曹先生，感谢救命之恩！”我父亲笑着说：“你调回来我是下了功夫的，那时你们年轻，说几句牢骚话，当时的政治气氛很紧张，你业务好，我们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怎么也要把你调回来，当时真是冒着风险的。”这样的事例有很多，所以，我和父亲一起做一些普及音乐、回报社会的实事，总能一呼百应。我想，这是父亲的为人种下的绿荫。

詹同常在家给孩子演示怎么利用特殊的笔触去画速写，明请看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