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铅字比一颗子弹还重要

1949年底，解放军记者拍到胜利的红旗出现在云南边镇河口

红军记者拍摄的反“围剿”期间指战员

◆八路军1942年创刊 《晋察冀画报》

◆红军1934年8月1日出版《红星》报版面

解放军1949年进军云南时还用飞机空投报纸传单

“一份报纸，顶得上三千毛瑟（枪）。”在长达22年的革命战争岁月里，无论物质条件多么艰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都把新闻宣传工作摆在极其重要的地位，由此形成特色鲜明的办报风格和巨大影响力，是一份沉甸甸的“红色财富”。

使红军成为铁军

红色军事报纸之始，要从90年前说起。1930年6月19日，红四军与地方武装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一军团。这么大的队伍，除了有军风纪管理，更要有强大的宣传鼓动阵地，不到一个月，不定期出版的报纸《战士》问世，尽管是手刻油印，十分粗糙，但文章都很接地气，带有浓厚的战斗气息。

1931年12月，中央苏区创办报纸《红星》，地位相当于中革军委机关报，宗旨是：“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和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红星》伴随红军南征北战，直到1935年8月长征途中因客观条件停刊，但它的伟绩是无法磨灭的。除了中央苏区，其他苏区、方面军、军团也相继办报，由于条件太差，大多数报纸只能维持不定期出版，印刷手段也是原始的石印或油印。

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下属部队和军区、军分区大都办报，像原红一军团《战士报》改为八路军115师政治部机关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于1937年10月创办的《抗敌报》，后来成为《人民日报》的前身。即便在斗争最残酷的东北，抗联各军也创办了《抗日旬报》《救国报》等。

解放战争，各野战军创办的报纸就更为丰富。其中最典型的是三野，麾下每个军都有报纸，1949年解放上海打先锋的几个军里，20军有《前锋报》，23军有《战地》，26军有《战旗报》，27军有《胜利报》，这些报纸每时每刻都报道着胜利的喜讯，鼓舞着将士们的斗志。

“子任”写通讯

针对战时环境，我军实行全军办报原则，采取通讯员制度，把信息源下沉到基层。红军时代，《红星》编辑部才三五个人，主编仅有一个助手，重要社论和理论文章都出自中央领导人。通讯员署名的文章里，则出现罗荣桓、袁国平、彭加伦、罗瑞卿等党和军队各级领导者，毛泽东还以“子任”笔名写下总结经验的通讯故事《吉安的占领》。另以《红星》刊登的通讯作者姓名统计，连队干部和战士通讯员超过500名。

到了抗战时期，全军办报传统得到更广泛的发扬。新四军建立系统性通讯工作网，营有中心通讯组，营教导员是组长，营连干部是组员；连有基干通讯组，指导员或连长是组长。甚至每个班都有一个基干通讯员，他领导普通通讯小组，组员有进步，就能吸收为基干通讯员，著名作家冯定、汪海粟、李一氓都是从军队通讯员队伍成长起来的。正是人民军队特色的通讯员制度定型，让报纸语言克服了“学生腔”“学究气”，更合战士口味，也让各种脍炙人口故事享誉全军乃至全国。

战士的良友

残酷的敌我较量中，报纸为人民军队送去无可估量的精神动力。以《红星》为例，它有《列宁室》《军事常识》《军事测验》等专栏和文艺副刊17个，版面编排有要闻、专电、前线通讯等栏目。其中，《列宁室》专栏是指导革命理论学习，开展过“战争问题”和“巴黎公社问题”讨论。《法厅》副刊是宣传革命的法律知识，报道受军法处罚的案件，是我党我军最早的法制宣传。文艺副刊还有《山歌》《红军歌曲》等，深受红军指战员与老百姓欢迎，军民亲切地称《红星》是“大无线电台”，又被称为“战士的良友”“革命战争的有力喇叭”。

抗战时期，新四军华中军区办的《战斗报》直接开辟“红匾”和“黑报”两个专栏，前者集中报道英雄人物、英雄事迹和好人好事，后者专门批评不良倾向，刊登反面教材。这样先进与落后，形成鲜明对比，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新四军名将彭雪枫说：“报纸蕴藏巨大战斗力，把报纸办好，它的作用并不比一个团、一个旅的战斗力小。”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夸赞《战士报》：“一个铅字比一颗子弹还重要！”

今天，回望那些以对党一腔忠诚的新闻先辈，坚持“为战士提供精神食粮比吃饭还重要”的理念，拿膝盖当桌子，用竹子削成尖作沾水笔，用土纸当稿纸，布口袋里装着钢板、铁笔和蜡纸，彻夜伏在床前简陋收音机旁收听抄录国内外新闻，赶着骡子驮着油墨、纸张和油印机，冒着枪林弹雨，以青春和热血书写真理！

我们必须对他们给予最崇高的敬意！ 马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