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安东
这个冬天,天气经常阴沉沉的。而近来新冠病毒的消息,更让人觉得黑云压城城欲摧。这种心情,却突然又加上江校长噩耗的沉重一击,悲从中来,夫复何言。
隔了一天,沉静下来,写了如下的挽联,其中含有他的姓名:
一江春水长流,两岸桃李皆风景;
百年树人永忆,万顷波涛起新潮。
江景波老师如一江春水,一路过来,灌溉滋养了数以千计的学子,如今已是桃李芬芳。他以百年树人为己任,在当年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推动了同济学子后浪推前浪。他的耕耘是有收获的。
我跟比我年长十岁、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说不上有什么私交。但我却是他培养提携的众多后辈中的一个。一个高瞻远瞩的长者,撒下一粒沙,对一个后辈,有时就是一座山,落下的一滴雨,就是一片海。
熬过阴沉沉的十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让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盼来了曙光。像久旱的土地,盼望着雨露,还算年轻的我们,再也经不起蹉跎。这时大环境好了,急需的是实事求是、扎实苦干的基层领导来落实、来开创,既要务实,又要胆略。这时,江老师走上了同济大学校长的岗位,正当其时。
沧海一粟,我只能从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来一窥江景波老师对后辈的培养。
在担任校长之前,江老师是同济教材编审组的组长。“文革”后期,开始复课。很多老师都自编油印教材。我从参加调查上海升板结构倒塌事故后,开始研究升板结构的各种问题,开设了选修课,也编写了油印教材。在数以百计的教材中,江老师选出了我这本《升板结构设计原理》。和其他几本一起推荐给上海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是我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专业书。可想而知,它对我毕生的教学科研设计生涯有多么大的意义。虽然不是千里马,但遇见伯乐总是幸运的。
大学的职称,冻结了十几年。1983年,我被提升为副教授。1984年江校长和徐植信副校长找我谈话,说你升等也解决了,该出来服务了,委派我和另外两位一起筹建同济大学出版社。那时教师的年龄都应减去被耽误的十年,我还算是年轻。委任一个党外的青年教师去开创一个新事业,让一个从无行政经验的年轻人担任一个发展成二百余人单位的处级干部,作为领导,没有点胆略是办不到的。我推辞不了,提出继续搞教学科研的条件被领导首肯以后,就开始了三年出版社社长的旅程。其间,经常在工作上受到他的耳提面命,受教良多,总算没有辜负江徐两位的期许。成立同济出版社,也许是他做教材编审组长时的余韵。而这个决定,正是江校长和校领导们有远见的决策。
后来,1987年我被批准出国进修,1988年被提升为正教授,这些我一生中的大事,都发生在江景波老师任校长期间。他作为几千人大学的领导,日理万机,不知道对我是有心栽培还是无心插柳,但我受到的雨露和提携,却是终身难忘。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两岸桃李,皆是风景。念及先贤的榜样和教诲,写下这些文字,心中的阴霾似乎在散去。江流不息,自强不息,前面还会是灿烂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