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鹃娟
张景坤
李建祥
周芳
张安明
哈兵
周子顺
陈宇
沈丹华
上海启动疫情防控一级响应以来,有这样一群普通人,不辞辛苦,不惧风险,始终坚守在联防联控一线战场,用细心、耐心、爱心构筑起最坚固的城市防线。他们中有道口检查员,有社区干部,有消毒员,有志愿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沪者。
面对面与病毒“近身搏斗”
检验员舒鹃娟:
也害怕,但必须做,不能退
舒鹃娟是静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科的一名工作人员。抗击新冠肺炎一个多月来,每天医院都会将疑似病人的鼻咽拭子或痰液,通过生物安全运送箱,送到她和她的同事面前,由他们通过科学检验确定核酸是否呈阳性。这是确诊患者是否感染的最快速、最有效的手段,对早发现、早诊断起到重要作用,是抗击疫情一线战场不可或缺的支撑。
面对面与病毒“近身搏斗”,这是怎样一种体验?38岁的舒鹃娟说,心里也害怕,但你知道,这是你的责任,必须做,不能退。这么多年,她其实一直在与病毒正面较量,像艾滋病、登革热、流感、手足口等等,但第一次面对未知的病毒,毒性、毒理、毒力都不清楚,“未知的东西,其实最可怕。”
这也是舒鹃娟第一次在三级防护下工作,以前都是二级。“穿着厚重的防护服进实验室,呼吸要特别用力,到后来感觉肺都是痛的,出来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500多毫升的杯子装满水,我一口气就喝完了。”
检验病毒是精细化操作。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试管很细小,用移液器把检测样本转移到试管里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要屏息凝神、用尽全力去完成。一个病例标本要分装多份,即一份样本,同样的动作要重复十多次,不仅考验体力,也考验精力。
副科长蔡明毅告诉记者,疫情重压之下,工作连轴转,大家其实一直担心舒鹃娟的身体能否扛下来。“她2018年做过手术,摘除了甲状腺,加上患有慢性肾炎,按理说不能过于劳累。但我们每次问她身体怎么样,她都说‘我可以的,我不累’。”
前不久,舒鹃娟晚班结束,走出实验室已是凌晨2时多。筋疲力尽的她刚瘫倒在办公室座椅上,电话来了:蔡明毅告诉她,一家医院有一名危重病老人,还没有排除感染的可能性,这关系到采取何种抢救措施,“采了应急标本,马上要检测!”
“我再上。”原本已经累瘫的舒鹃娟立刻振作起来,二话不说,默默地重新穿上防护服,走进实验室开始检测。等她再次走出实验室时,已是清晨6时许。她第一时间把排除疑似的结果告知医院,为全力抢救老人赢得了宝贵时间。
对于这群直面病毒的“战士”来说,最好的消息无过于检验结果“阴性”。“我们已经连续一段时间所有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舒鹃娟特别开心,因为这意味着这场前所未有的战“疫”,已经离胜利越来越近。 首席记者 潘高峰
持“枪”站好入沪第一岗
检查员周芳:
被“嫌弃”也要守住家
如果你从318国道芦墟检查站入沪,周芳可能是第一个拦住你的人。白色的防护服、口罩、护目镜和手套,看不清她的样子没关系,但想进上海,得先问问她手里那把“枪”。这名金泽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科科长,自除夕夜接到任务冲上道口,一直奋战在抗疫一线。
周芳在道口主要负责给入沪人员测量体温,同时确认他们是否收到“健康云”系统回复的短信。对于一些没有事先扫码申报过入沪人员信息的,她需要引导;而面对那些年纪大不怎么会操作的人,有时她还需要帮对方填写信息。
大多数时间周芳都站在检查站高出地面的站台上,半弯着腰和来人交流,主动保持适当距离,不过还是常常遭到对方“嫌弃”。“我记得有一次教人家填信息,他觉得我戴着手套的手指可能触碰到了他的手机,‘不干净’,于是我拿了酒精棉球消毒。”
不过,遇到这样的人,周芳并不怪他们,反而觉得“这样挺好”。“我们在道口站一天,要接触很多人,会被‘嫌弃’,说明大家的自我保护意识强,有这个意识不是挺好的吗?”
值守道口辛苦吗?周芳没说。值守期间不喝水、不上厕所对她来说已是常态,渴了就用水漱漱口,“过口而不入”,毕竟“防护服还是挺贵的”。怕额温枪、耳温枪因为低温罢工影响工作,大部分的暖宝宝被她贴在了“枪”上,闲时“枪”就夹在腋下焐着。
“2月1日,我在G50汾湖高速道口值中班,检出5名发热病人,经复测,3人被排除。另外还有两人,一个是8岁的孩子,一个跟湖北亲戚有接触史,都由120送到了中山医院青浦分院。”这天,周芳失眠了,“我一遍遍回想给他(有湖北亲戚接触史那个人)测口腔温度的各项操作有没有疏漏。”
周芳很坦白地说,自己当时心里确实觉得害怕。“无知才无畏,害怕、担心都很正常。妹妹,你怕吗?”说着,她随口问了一旁搭档的年轻同事。看着同事猛点头,她笑了:“好在后来医院通知我,两人都被排除了。”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通宵值守,眼见地上结了霜
民兵周子顺:
民兵也是兵,平时为民,战时为兵
周子顺是虹口区欧阳路街道民兵应急分队分队长,已经9年没有回家过年。每年春节,民兵们都要值守在新春安保第一线,如果不是这一惯例,他很有可能错过参加2020年这场大战疫。2月19日晚7时,周子顺与战友准时出现在虹口区吉祥路塘里防疫执勤点。他们将在寒风中执勤12小时,守护一方百姓平安。
因历史原因,欧阳路街道目前仍有6个无物业管理小区存在。疫情当前,这些小区的防控工作成了难点问题。白天,街道组织动员以老年人为主的志愿者临时管理这些小区的出入口,但志愿者的数量和精力终究有限,夜晚的管理成了难题。为了堵上疫情防控的漏洞,不留死角,民兵应急分队党员带头,盛运公司民兵骨干主动请缨,带领队员接下了夜间管理无物业小区的急难任务,通宵为无物业小区站岗执勤,检查居民出入证、测量体温、登记信息,防止夜间无物业小区人员流动失控。
一顶小棚,一套桌椅就是执勤点的全部设施。在昏暗的灯光下,民兵们检查每一名进入者的信息卡并测量体温,12个小时内,这一套动作被重复100多次。
在这里执勤已是第3天,周子顺说,居民们都非常配合,唯一的问题就是太冷,他们穿着作战服、作战靴,披着大衣还是扛不住,过了夜里12时就冻得不行,前几天眼看着地面上结起白霜,实在受不了就跑几步来暖和一下身体。有一名老人看他们太辛苦,送来了开水和杯子,为他们泡上一杯热茶暖身,这让周子顺非常感动。
执勤工作虽然很艰苦,但周子顺并无怨言:“民兵也是兵,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现在就是‘战时’,为社区守住抗疫防线,就是我们的任务。”
本报记者 李一能
看到哪里不干净会自己干
菜场场长张景坤:我是党员,我在前;我是场长,我带头
张景坤,1990年生,上海人。2010年体校毕业后入伍成为一名侦察兵,2012年退伍,现在虹口区新市北菜场当场长。体校和部队这两段经历,使他更能吃苦,更有韧劲。他说,我是党员,我在前;我是场长,我带头。
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张景坤基本没有休息过。他每天早晨6时30分就会到岗调试红外线测温设备,他说:“我年轻,这个电子设备容易操作,也可以让年纪大的师傅多睡会。”只要他调试好设备,就会提前开门,方便一些赶着去上班的顾客买菜。他组织开展防控疫情宣传,组织管理人员一起不间断巡查菜市场,发现问题,马上整改,平均每天的步数上万,带领保洁工和一线管理人员打扫卫生和消毒,常常亲力亲为。
针对可能变化的市场供应,他提前动员经营户坚守市场,备足货源。春节菜市场上,有80余户经营户留在上海过年,他深入摊位,主动关心经营户生活、家庭情况,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稳定经营者队伍;坚持设立平价专摊,让百姓吃上放心菜。
豆制品铺经营户张师傅告诉记者,张景坤很和气,平时非常照顾大家,碰到下雨下雪天,会用广播提醒大家在进货和回家的路上慢一点。双汇肉铺经营户殷士兵补充说,张景坤看到哪里不干净都会自己干,看到有走路不方便的老人家会扶着人家买菜,“真是我们的好榜样”。 本报记者 屠瑜
看守老旧小区“老伙伴”们
居委会干部张安明:
再难也要做好,没有退路
为防控疫情,彭浦新村街道明确所有小区一律实行封闭式管理。彭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安明告诉记者:“彭一小区是建造于上世纪50年代、有2683户人家的大型老旧小区。小区老年人多,特殊群体多,房屋出租率高。”
2月10日是小区落实封闭式管理的第一天,街道规定居委会干部和志愿者每天上午7时30分至晚上7时30分在门岗值守,而张安明和居委会干部们都提早到岗。值守中,张安明发现住40号的李老伯夫妻,37号的徐姨和71号、52号的老人纷纷出门,顿时着急了,大声问道:“爷叔阿姨,现在疫情严重,你们出去做啥?”
“出去走走啊。”回话的老人都已经七八十岁了,人群中还有不戴口罩的。张安明和值守人员拦住了没戴口罩和没有出入证的老人,请他们回家戴好口罩,拿好出入证。也许是老人们在家憋得太久了吧,他们不愿回去,还冲着张安明大吼大叫。一旁的居委会主任急忙拿出手机给老人们的家属打电话,希望家属把自家老人带回家。想不到家里的中年人火气也大,提高嗓门对居委会主任说:“没空!”
在一旁值守的志愿者说:“居委会干部太难了。”张安明回答说:“再难我们也要做好,没有退路!大家一起加油!”
本报记者 江跃中
“虹桥诸葛亮”巧对发烧旅客
警察陈宇:
我不先上谁上
陈宇,闵行公安分局指挥中心负责人,自2月3日担任虹桥枢纽防疫转运工作指挥部负责人以来,每天只有一个字——忙!对外,统筹协调、工作对接;对内,制定方案、人员调配、现场指挥。用坏了两个充电宝和两个蓝牙耳机,平均每天1.5万多步、睡眠四五个小时,咽喉发炎失声一个星期,吃饭喝水常常见缝插针,润喉糖一天两盒,泡面一天两盒……
每天晚上,陈宇要制定警力部署,确保“信息核查无纰漏、出站旅客无滞留”。因现实客流经常会出现各种变化,方案也需要随之做动态调整,在“一天一方案”的基础上有时要做到“一日几案”,他也因此获得了“虹桥诸葛亮”的外号。
2月14日晚上10时许,南1出口处,一名湖北孝感籍女子自称身体不适,伴有发烧、干咳、乏力等疑似感染症状,正在旁边南2出口例行巡查的陈宇得知后,仅用30秒时间就奔赴现场,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向卫健委通报,并要求现场所有工作人员做好防护工作。
考虑到几分钟后下一班列车即将到达,“必须立即更改客流出站通道”——陈宇第一时间发出指令。
此时,现场情况十分严峻,但他在只有简单防护装备的情况下,第一个冲上去调整隔离设施,改变旅客出站通道,一边调整一边还不忘安抚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要害怕。其他人看到他身先士卒,也都快速上前,2分钟后一条新的出站通道设置完毕。120专业人员到场评估后,发烧女子被送往发热门诊点接受进一步检查,所幸最终排除了此疑似病例。 本报记者 屠瑜
58岁,最多一天爬楼50多次
除害站员工李建祥:
隔离户的垃圾总要有人收
“自1月24日以来,我们除害站的8名员工已经连续34天,为街道27个居民小区、2个农贸市场、4个养老院喷洒消毒药水,并为社区426户外地返沪隔离居民上门收集生活垃圾,没有休息过一天。”2月26日,普陀区石泉路街道爱卫办除害站站长马建华告诉记者,平均年龄50岁的8名员工,每天爬居民楼的次数加起来有一二百次,每人平均每天走路2万多步。58岁的李建祥最多的一天爬了50多次,而他是站里年龄最大的员工。
尽管年龄偏大,每天爬楼梯气喘吁吁,特别是有的还要爬到7楼,但他们的精神还是像小伙子那样,收集好隔离户放在门口的生活垃圾,及时做好楼道里的消毒,并在规定时间内将垃圾收集送到指定的收运点,然后背起消毒桶,开着垃圾收运电瓶车,和同事们进入下一个战场。“一天干下来,腰酸背痛,但只要居民满意,就值得。”李建祥表示。
李建祥的母亲是年逾八旬的血液疾病患者,每逢一、三、五要进行血透治疗,他的父亲已86岁高龄,脚部患有小疾。起初,李建祥的家人有所顾忌,甚至有些怨言:李建祥的工作须收集并处理隔离住户的垃圾,万一出问题,家里老弱病幼,都是抵抗力较低的人,能行吗?作为家中顶梁柱的李建祥说:“这项工作总要有人做,我们是专业人员,抗击疫情、保护家园是我们的责任,这一时刻不能退缩。”
连续34天,李建祥和伙伴们共上门收集生活垃圾5.3吨、喷洒消毒药水1650公斤,涉及200多栋居民楼。
本报记者 江跃中
24小时待命 维修随叫随到
水电工哈兵:
宅也要让大家宅得舒服
静安区临汾社区景凤小区物业水电工哈兵已经干了22年,和居民们结下深厚感情。这些年,他坚持实行“24小时全天制在岗”,常常在业主报修10分钟内,就拎着工具箱出现在业主家门口。今年春节以来的一个多月,哈兵天天奔波于小区各处,帮助宅在家里的居民排除水电方面的故障。他表示:“宅也要让大家宅得舒服,不为水电问题烦恼。”
小年夜,哈兵的一名同事回江西老家过年,小区1400多户人家的水电维修就只能依靠他一个人了。疫情期间,居民天天待在家里,水电使用率高,故障率也比以前要高,每天的报修少则四五单,多则八九单,漏水、断电、换灯、翻水斗、通下水道等,每次维修少则1-2个小时,复杂的花几个小时也是常有的事。哈兵平均每天要干活10个小时。
哈兵的家人提醒他,新冠病毒会通过粪口传播,修下水道一定要当心。哈兵说,这是自己的工作,做好个人防护就行,该通的下水道还是要通,否则会影响很多户居民的卫生安全。
长时间的作业,使哈兵的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犯了,疼痛难忍,每天戴着腰托上班。医生说需要开刀,哈兵总想着疫情期间人手紧张,还是再坚持一下。“再过几天,同事就可以回来上班了,那时候再看吧。”
本报记者 江跃中
一人负责1500㎡服务大厅
保洁员沈丹华:
我用心消毒 你放心办事
“清扫消毒说起来很简单,但要想把粗活做细,考验的不仅是耐心,还有责任心。”保洁员沈丹华告诉记者,从数控门的扶手到电梯间的按键,凡是人接触的地方都得消毒,使用面积近1500平方米的临港行政服务中心大厅一番清扫下来,需要耗费两三个小时。
“随着企业陆续复工,行政服务大厅的人流也在慢慢增长,办事人员进进出出,因此消毒工作丝毫不能马虎。”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是打开窗户通风,然后回到走廊尽头的工作间里做好保洁前的准备工作。“84消毒液得按照1:5的比例稀释,把拖把放在里面浸泡后拧干,开始拖地。拖完后再用喷洒壶喷一遍消毒水,保证所有角落全覆盖。”沈丹华说。
拖地只是沈丹华工作的一个环节,她每天还得在36个办事窗口前放好医用酒精喷雾、摆放入口等待区的1米隔离带、更换电梯按键上的保鲜膜和卫生纸,并清扫1楼卫生间和茶水室。
如此庞杂的工作,沈丹华一天要做3-4次。“第一轮清扫得在8时30分前完成,大家午休时大厅封闭起来打扫一遍,傍晚5时窗口人员下班后再进行最后的清场和消毒。”
“我不懂什么大道理,但在临港行政服务中心工作的第一天起,看见墙上‘金牌店小二’的标语,我就觉得把环境打扫得干净整洁,让办事人员觉得舒心、放心,也是一种服务。”
本报记者 杨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