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20小分队在武汉

遇到重病患者，侯敏杰就搭把手一起搬运 本版摄影 特派记者 郜阳

驾驶员和跟车护士一起耐心等待病人

停车间隙抓紧时间为救护车消毒

特派记者 郜阳

蓝色警灯闪烁，侯敏杰把负压救护车稳稳地停在同济医院光谷院区CT检查室门口，车上病人依次下车。看到身穿防护服的协调员向自己走过来，侯敏杰摇下车窗，对方说：“ICU有病人要做CT，去接一下。”他点点头，透过驾驶室的玻璃窗确认同组护士已上车，立马掉头。

从新冠病人隔离病房到CT检查室，距离不足500米。在密布减速带的院区，侯敏杰尽可能减慢车速减少颠簸，仿佛手中握着的不是方向盘，而是一枚需要小心对待的鸡蛋。

不吃不喝 穿上纸尿裤

来这里一个多月了，侯敏杰习惯在出车前看看儿子的照片：“小子今年初三，我有点担心。”和他一起出征武汉的战友还有7人，都来自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年纪最大的陆志刚生于1972年，最小的孙俊刚过34岁生日。

一线，不止是医院，也包括他们。每辆救护车小小的空间，对武汉新冠肺炎病人来说，是一个个摆渡生命的“方舟”。“我们是中国红十字援鄂重症患者转运车队里唯一兼顾武汉急救中心和院内转运任务的。”队长刘轶吐了口烟，望了眼远处正狼吞虎咽的队友，“我们的任务更加繁重。”在上海急救中心，刘轶是机动班的驾驶员。38岁的他从部队转业后，已开了14年急救车。在上海出现首例确诊病例后，他就开始接送这些病人了。来到江城的第三天，中国红十字会一名负责人找到他，“云南转运车队在同济医院的压力太大，你们能否分担一些？”刘轶代大家作了决定，“没问题！”

他们的驻地，离华南海鲜市场也就500米。从队员房间窗口往下看，是密密麻麻的救护车。一墙之隔，就是武汉急救中心。从收到指令换上防护装备，到等候内蒙古援鄂医疗队的跟车护士，再到点亮警灯出车，时间不超过20分钟。

侯敏杰当天执行的是院内病人转运，从下午1点到3点半。驻地离医院超过30公里，出车一次，需要四五个小时。“知道今天轮到自己，很早就不吃不喝了，还穿上了纸尿裤。”

全身装备由专门负责的队友提前准备，放在黄色塑料袋里。防护服要拉开上半身的拉链，提着它将双脚放进去，整个过程尽量不着地。接着，套好袖子、戴上帽子、拉上拉链、粘上胶条。侯敏杰现在已经很熟练了，在跟车护士的帮助下，没过多久就穿戴完毕。

救护车内被队员们划分成三个区域：驾驶舱是清洁区，车外是半污染区，医疗舱是污染区。侯敏杰示意记者回头，驾驶舱和医疗舱间的玻璃窗被封箱带封得严严实实，“再小的细节，也不能放过。”但事实上，这个界限很难把握，遇到危重症病人，侯敏杰也要下车帮忙抬担架、接患者。

从驻地到医院，见到的路障比车都多。在武汉空旷的街道上飞驰，侯敏杰无暇欣赏这座城市的景色。疫情期间的救护车，就像个移动的窗口。从这个窗口向外望去，你能看到这座城市生病时的痛，也能看见不屈服的人们从未放弃希望。

负压救护车是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没有牌照。在医院转运病人时，也不会熄火。发动机的声响听上去有些急躁，就像CT室门口等候的病人。

“我这个病一个多月了。”在CT室门口等候的黄师傅是位保安，身体还很虚弱的他没法大声说话。他一边用脚踢着石礅，一边和身旁的病友搭着话。“这个病”就是新冠肺炎，它是武汉人当下躲不过的一个词。“刚开始物业不给我们发口罩，我们在小区门口给别人测体温，自己花钱买口罩，还被人笑话。”

做完CT要上车回病房了，跟车的护士赶紧站在车门边。有些病人没力气，需要搀扶一把。关车门前，侯敏杰用免洗消毒液消毒双手。这个动作，在当天的任务里，他做了几十次。

你若怕它 它就不怕你

清晨睁开眼，用过早餐，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为驻地房间和公共区域消毒、清点物资、检查队里的五台负压救护车……每一项都马虎不得。有队员专门负责检查车辆的负压值是否正常，疫情期间，这事关乎大家安全。与此同时，驻地隔壁的武汉急救中心一派繁忙，收集信息、安排车辆调度……“一般会在下午向我们下达命令。”刘轶还是习惯说“命令”这个词。

8名队员都是党员，6位曾经是军人，有着10年以上驾驶救护车的经验，大部分人都参加过非典、H7N9的病患转运。2月10日晚，8人登上前往武汉的普快专列，送别的月台上，家人抹起眼泪，这些硬汉别过了头。那晚，他们几乎没人入睡。武汉对大家来说，不仅人生地不熟，每天工作量也是未知数。不确定，是所有害怕和担心的源头。“不能怕它（新冠病毒）！”队员阮盛插话，“你若怕它，它就不怕你了。”

在来武汉“满月”的那天，刘轶翻了翻手里的笔记本，出车491次，转运患者1885名，行驶里程7132公里。他心里清楚，本子上的每个数字，都意味着危险和希望。刚刚抵达江城，武汉急救中心照顾援鄂医疗队，都挑些轻症病人交由他们转运。随着“应收尽收”的执行，这座城市向疫情发起总攻，分派任务时已没有时间和精力区分轻重症了。

“病人是担架抬上车的，需要吸氧，吸氧量已经开到最大值了。”刘轶回忆起最惊险的一次任务。转运途中，医疗舱里的跟车护士告诉他，病人的意识开始模糊，心电图显示心率不齐。好在那时，救护车已经驶入火神山医院，正排队在门口等待交接。刘轶立即用扩音器喊话，请求尽快安排。“没过多少时间，几名医生跑过来，将病人推到重症监护室。”刘轶长吁了一口气，“他的生命体征还在。”算上来武汉前在上海转运新冠肺炎患者，刘轶和队员们清楚，这个病恶化起来速度非常快。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他们脚下的油门，会踩得更重些。

也有难缠的，上救护车后不愿意配合戴口罩。遇到这种病人，队员们只能要求他们系好安全带尽快送到医院，也避免更多接触。

从上海出发前，刘轶想过很多会遇到的困难。但他没想到，最寻常的“方便”，却是队伍最头疼却也绕不过去的话题。刘轶说自己一次也没穿过纸尿裤，因为不习惯。有几名队员穿上后，明明憋得难受，却怎么也尿不出来，只有到了驻地才能解决。“上海一次任务最多也就两三个小时，可这儿起码要翻个倍。为防万一，我还是劝大家穿上。”

联系家人 报喜不报忧

来到武汉第十天，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队员孙俊的妈妈在家不小心摔了一跤，肋骨骨折。“去中山医院看的，汇报后第二天单位领导就去慰问了。后方安定，我们在前线工作会更加安心。”面对病毒，这些魁梧的汉子不曾退缩，但家人，永远是他们心中最柔软的那部分。“还有侯敏杰，他儿子今年中考，每天都要视频，盯着他好好学习。”

说完队友，刘轶才说到自己。这个春节，他原本陪着妻子女儿回老家过年，但疫情紧张，没待两天就孤身回到上海。要去武汉的消息，也是通过视频告诉妻子的。刘轶每天都会抽时间和家里联系，但基本上报喜不报忧。“也就问问父母、孩子的情况，告诉他们自己一切都好。”说到家人，他的眼神温柔起来，“等我回去后，要带他们好好旅游放松一下。”

在武汉的日子里，这支队伍也被更多人温暖着。河南转运队更早投入战斗，见来了“新人”，他们告诫刘轶，如果到社区转运病人，车门一定要锁上。这句忠告来自此前的教训，有社区久等的确诊病人见来了救护车，一哄而上，场面极其混乱。上海转运队与内蒙古援鄂医疗队“搭档”，有些内蒙古队员缺少院前急救和接触新冠肺炎病人的经历，刘轶及队员毫无保留地与他们分享经验。“疫区不能开中央空调，有天他们拿着自己的电热毯送给我们。”刘轶有些动容，“他们有很多女队员，宁愿自己受冻……”

对于转运队来说，“他乡遇故知”

的机会不多，也更显珍贵。那天，阮盛在医院转运病人时，看到了防护服上写着“瑞金医院”的护士。他跑上前，向对方打听一个名字。“请你一定告诉她，要好好照顾自己，你们面对的风险比我们大。”没有更多时间和上海的“亲人”多说几句，阮盛又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说话间，队员薛凯华满头大汗地跑了进来，脸上赫然还有N95口罩留下的压痕。他刚转运了一位危重症患者。老太太很烦躁，不停地拽氧气面罩。跟车护士只好一遍遍帮她固定。病人只能靠在护士身上，一躺下就呼吸困难。“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多少次担心她过不去，她最终还是被顺利地送进病房了。”他有些后怕。薛凯华最多一天开了连续6个多小时的车，先后去雷神山、火神山、金银潭3家医院转送病人，有一个病人到医院后病情急转直下，直接送进了ICU。

“但只要还有生命体征，我们就很欣慰。真的，我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本报武汉今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