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皮儿

侯 军

在我的少年时代，书是金贵的东西,不惟因其数量稀少，而且因其传阅人次多。所以，书的拥有者一般都会给自己的书包上书皮。

我小时候家里没有几本书，归在我名下的书只有几册薄薄的课本。课本是每天都要用的，自然要包上书皮，免得污损。我每次领了课本回家，都要找奶奶要几张牛皮纸，抚平褶皱，比划好几个书印儿，用小剪刀依次剪开几个豁口，就可以包书皮了。我包的书皮一向比较规整耐用，这当然是跟我们班的那帮秃小子比，跟女生班的比就差一些。

我上小学的时候是男女分班，所以能接触女生的机会并不多。我接触最多的女生就是播音室里的“搭档”了。我刚上小学就被管红小兵的老师看中了。那个老师姓刘，高个子，长得挺俊吧。她让我当了红小兵团部的播音员。跟我“搭档”的那个女生也是她挑选的，跟我同年级，也长得挺俊吧，名叫李瑾，就是我现在的老婆。我们俩就承担了每天上课后十分钟的播音时光——这也是我俩非常珍稀的“独处时光”。

我所说的女生包的书皮很好看，就是看了李瑾包的书皮。我那时候很爱看书，却没书可读，很多书都被划为“毒草”给封起来了，很多书被烧了，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书荒年代”，也应当是我罹患“书渴症”最厉害的一段时光。可巧，李瑾也爱看书，有时忙完了正事，就会跟我说起刚看了什么书，里边说了什么故事，着实令我好生羡慕。我就问她可否借书来读。她很爽快地答应了。从此，她就成了我小学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借书渠道”。

通常情况下，我们来播音室是可以不带书包的，习惯上我都是先把书包放在教室自己的座位上，空手去播音室。她以往也常常是这样的。但是自从我俩有了“借书之约”，她就会把书用报纸包好，装在书包里，带到播音室悄悄塞给我。因此，每当我看到她带着书包来播音，就知道今天又有好书看了。

我看书很快，基本上是手不释卷，废寝忘食。一本很厚的小说，一两天就能看完，并迅速还给李瑾，因为我知道，她从家里把书带出来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基本上属于“地下工作”。她借给我的大部分书，都有书皮，只有少量的没有。凡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在前一天晚上给她把书皮包好，装在书包里，转天再把书包带进播音室，悄悄还给她。因此，她一看到我带着书包来了，就知道是“带货”来了。时间长了，我俩就形成了默契，总是会不约而同带着书包来。没有书带，就会很自然地空手来去。

我从小喜欢练字，总想把字写得好看一些。加上当时经常会有一些诸如出黑板报、写大标语呀这类杂事，我的练字机会还是挺多的，进步也很快。当我自认为写的字可以拿出手的时候，就开始在书皮上“展示”本领了——譬如在包好的书皮上用刚学会的书法字体写上书名。本想“猎获”几句赞扬的，但是没有。她好像并不在意这些细节，我一度有些失望，但并不气馁，只是更加努力地练习，继续锲而不舍地包书皮、写书名……直到有一天，她悄悄地告诉我：“你写的书名，我爸爸看见了，他说你写的字还不错！”

你可以想象到，我当时听到这句难得的赞语，心里是何等地高兴——事情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了，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2019年秋天，我俩从北京去天津，看望病重的岳父。老人家已经不能下床了，而且口齿不清。但是，见到我以后，仍吃力地一遍遍地重复着一句话。我一时听不明白，老人就很着急。我只好请来每天照顾他的保姆来“翻译”，她听了告诉我说，老爷子说，让你们把书柜里的书挑一挑，有用的都拿走。我听罢，几乎落泪……

我知道，老人的意志是不能违拗的。于是，我和李瑾用了一两个小时，把随身带着的行李箱都装满了。李瑾发现我选的大多是尘封垢面的旧书，有些诧异。我拿了两本旧书递给她看，她看过之后说，再找找，还有就全都带回去吧——那些旧书都包着书皮，有些书皮上还残存着我多年前的幼稚的笔迹。

深秋时节，岳父溘然长逝。我在灵前，为老人献上了一篇深情的挽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