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集体记忆

陈保平

武康大楼现有居民143户。其中主楼96户，新楼9户，辅楼汽车间改造的38户。从职业情况看，当时的老住户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干部，二是文化界的人士，三是工商业者，四是住在汽车间的普通劳动者。房屋可以买卖后，新进住户的职业就比原来要复杂些，但就其经济地位来看，大都是中产阶层或以上吧。而居住者的文化程度从1949年以来到现在，大抵保持着一半以上是大学毕业。我们是在做了一定的案头工作后，请湖南街道组织召开了一个近三十人的武康大楼居民座谈会。从中选择了不同年代入住、不同房产性质、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十几位有代表性的居住者，还有两位访谈者是与大楼有密切关系的居委会书记柏祖芳、大楼物业经理杨继强。

武康大楼产权的变化，最能反映出时代的变迁。这幢楼最初属于法租界的一家私营公司。抗战胜利后，租界取消，原为日本公司所有房地产，均收为国民政府所有。一些未经处理的产业移交中央信托局继续处理。武康大楼当时就属这类未了产权。后来据说孔祥熙和他女儿孔令伟买下该楼。但孔家的财富积累一直受到外界质疑。1948年蒋经国来上海“打老虎”，就把孔家作为重点监视对象。1949年上海解放，人民政府把这幢楼作为敌产没收，划拨给徐汇区房管局管理。除部分解放前留住工商业主的房子保持不变，大部分房子都由政府部门分给南下干部、部队家属、文化界人士。这一方面与这一区域文化单位较集中有关（如音乐学院、交响乐团、电影公司等），另一方面反映出刚解放时党对文化界人士的重视。

住宅市场化后，武康大楼自建成以来，第一次发生了个人拥有产权的情况。租赁者身份相对整齐，上海人户籍居多的状况开始改变，许多外地人、外国人相继住进武康大楼。它也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和流动性的反映。上海这个移民城市就是这样在原住民和外来者、在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中激发活力。

从每个人的口述来看，大抵是围绕自家在这幢楼的个人生命史展开的。我们能通过他们的叙述，看到大历史在这幢楼里留下的印记：孔祥熙的财产、蒋经国的“打老虎”、宋庆龄的来客、周恩来与大楼内文艺界人士的呼应……当然，还有像沈仲章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偷运“居延汉简”，为中国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曾长期住在这里。如果武康大楼缺失这些风云人物，没有居住者耳闻目睹的这些故事，仅仅作为一个建筑典范，居住者的口述价值就会减弱许多。

相对个人的述说，我们更看重他们集体的记忆。如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文革”前的那个年代，大家的总体感受还是正面的。对新社会有着热情和期待，工作上普遍爱岗敬业，像那位被居民赞誉的管理员“老叶”、护士长许宝英等，都是上海职业素养的代表。人与人之间关系也比较简单、平等。主楼与汽车间的孩子一起读书、一起玩，并无阶层的隔阂。紧接着就是“文革”的开始。由于这幢楼许多居住者身份的原因，这里成了重灾区。除少数几家部队家庭未受冲击，许多人都成了“革命对象”，这也是访谈时口述者共同的记忆。

从改革开放始至今的这段回忆还是最清晰的。湖南街区、武康路、武康大楼的变化，大家身临其境，常有日新月异之感。从个人生活而言，都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有的人获得多一点，感受强烈些，有的人获得少一些，感受就弱一点。但即使像汽车间的住户，也有不少已在外面购置了新房。劳动可致富，在周炳揆的叙述中有生动案例：他当年一位同学家里穷，为帮母亲氽油墩子，经常逃课。后来做个体户，摆鱼摊，结果最早在浦东买了房。而另一面呢，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变，对物质和金钱愈加看重，人情似变淡漠了。

显然，住在这里的是一群文明素养较高的居民，从他们的谈吐中可以发现，他们对这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也是有批评的。但他们的态度是善意的、平和的。他们有自己的“在地意识”，不只是对居住地怀有感情，更有对居住地价值的认知。

作为保护建筑，武康大楼的老居民也有担心，那些新搬进来的业主，他们会爱惜和保护老房子吗？他们会不会只看重这里的名声或地价？所谓保护建筑，最主要的保护者是两个：一个是政府，一个就是住在里面的居民。无论是外墙面的修葺，还是内部装修，都不能过于随意、粗鲁。就像童荣生教授在访谈中也讲到的：要建立一套制度，这幢房子什么可动，什么不可动；什么可以更新，什么就是要保持原状，操作应有程序、要有合法的部门审核批准。这才是武康大楼未来的百年大计，也是新一代居住者应去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