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文坛的倔强母狮

赵挺

生物学家从基因遗传角度已经证明，人类的祖先是从非洲走出来的。二十世纪有一位丹麦女作家，在人生中也经历了一次走出非洲。1913年，她从日照时间短暂的北欧，来到阳光灼热的赤道，在肯尼亚经营一个咖啡种植园，直到1931年离开。十七年的非洲生活，令她对非洲风土人情无比熟悉又充满眷恋，回国后写了一本被海明威称之为“我读过的最优秀的关于非洲的书”。她就是丹麦女作家伊萨克·迪内森，这部作品就是《走出非洲》。

伊萨克·迪内森本名卡伦·布里克森。在丹麦，她是和安徒生齐名的文学国宝；在欧洲，她则被视为一名文坛女汉子。就连她的笔名也毫无女性元素，其中迪内森是她的娘家姓氏，伊萨克则来自希伯来语，意思是“放声大笑之人”。

《走出非洲》属于迪内森的个人回忆录，是她第一部用英语写作的作品。迪内森母语是丹麦语，为了使作品便于出版，才开始用英语写作。一开始她的英文并不好，但她知道扬长避短，尽可能在语言上简单克制，后来越写越好，成就了一种朴素硬朗的文风。

在迪内森之前，以简·奥斯汀为代表的女作家，笔下多为“生活中惊天动地的琐事”，从女性视角玲珑剔透地梳理现实主义题材，阐释人生哲理。《走出非洲》里流淌出的却是在夜晚草原仰望银河，在月光下聆听狮吼，长颈鹿背上的非洲新月，咖啡采摘工汗涔涔的脸庞。这给刚刚步入现代主义早期的欧洲文坛带来强烈的异域气息和耳目一新之感，刷新了广大读者的阅读体验。

说起《走出非洲》，一个必然要谈的话题就是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迪内森颇有奥斯卡缘，电影《走出非洲》1986年获得七项奥斯卡大奖。她的另一部用丹麦语拍摄的作品《贝芭特之宴》获得1988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但《走出非洲》更为有名。毫不夸张地说，看过电影《走出非洲》的人要远远多于阅读原著。不过文学和电影是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电影本质上是一种单向输出的娱乐形式，在家用录像带普及之前，影像画面再精致宏大，镜头调度再灵活，对于坐在电影院的普通观影者来说也是一次性的审美体验，没办法做到像读者面对文学作品那样，可以通过反复阅读来触摸作家的想象空间，和作家进行灵魂互动。

《走出非洲》原著以人物氛围和叙事技巧取胜，故事性不足，情节也简单，改编成好莱坞大片就必须要加料。这部电影成功之处在于，编剧精明地抓住原著中爱情和风景这两个元素，再配以如泣如诉的音乐，美不胜收的航拍，最大限度地用电影语言将书中迪内森和丹尼斯的隐秘情史在非洲大陆恢弘雄奇的梦幻风光背景下公开而放大地展现出来，使之成为电影主线。迪内森如果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法国作家杜拉斯曾经说过，“女人的写作如果不从欲望入手，那就不叫写作。”迪内森偏偏不是这样的女作家，而是性格倔强的文坛母狮。在《走出非洲》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她和丹尼斯刻骨铭心爱情的直接描写。她主要通过别人对丹尼斯的褒奖和认同深沉地体现对他的爱情。

影片虽然淋漓尽致地拍出了主人公的爱情，但却没有拍出他们深埋在爱情之下的苦闷。对苦闷的回避，或者说淡化处理，压缩了影片的思想内涵，降低了人物的悲剧深度。在《走出非洲》中，有一处看似简单但其实非常重大的命题被很多人忽略，那就是既然生活在伊甸园般美丽的东非，作者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走出非洲，而且从此以后，在数十年的余生再也没有回去过？电影沿袭原著中最后一部分的描写，用镜头和情节交代了咖啡农场经历的洪水、火灾，还浓墨重彩地渲染了丹尼斯的葬礼，让观众顺理成章地认为，农场破产再加上失去丹尼斯这样一位灵魂伴侣，最终令作家黯然返回欧洲。

但阅读作家传记和相关史料会发现，早在丹尼斯飞机失事前，迪内森已经做好回欧洲的准备。就算迪内森经营的咖啡种植园破产，她的家底还是相当优裕的，并没有沦落到非回欧洲不可的地步。

从少女时代起，迪内森就设想自己的人生是一场戏。她后来的人生也配得上一部史诗大戏，可惜书写剧本的不是她本人，而是命运。经历了生活的大喜大悲，迪内森对命运的本质有了深刻的认识。她明白，“要想追究生命的来龙去脉，必须首先具有某种高尚的精神境界。”人性的东西要想获得诗性，必须要超越命运。

在迪内森的原著中，命运是个不需要回避的话题。在《走出非洲》中，无论是对于黑人还是白人的命运，迪内森的笔触始终是冷静而超然的。对她来说，命运不属于想象的领域，而是经验的范围。

通过她那古朴的文笔，这位丹麦文坛的母狮告诉世界，对人类命运和存在意义的思考，不一定非要像托尔斯泰那样，通过《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宏大框架展开，在女性特有的关怀和博爱映照下，平凡而平静的叙述也能够实现对生命的终极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