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
读孙福海先生近著《津沽趣谭》,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先哲有言,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是幸运的。何况天津不只是大,还极富地域特点,如果生为天津人,而不了解天津特殊的历史文化、世态人情、民俗民风……岂不是一件大憾事?故此书可称做《“天津卫”百科全书》,或者叫《天津话大词典》。却是用单口相声般的语言写成,以天津话解天津话,将天津话文学化、故事化。每一句天津话的背后,都有一个典故或一段佳话,读来精妙练达,智趣横生。
比如“解手”一词,自明成祖年间就已经有了;“贴倒酉”则是清乾隆在天津“臭拽”出来的;还有“打镲”、“亮嗖”、“四合套”、“咬老根儿”、“倒霉上卦摊儿”等等,人们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或闻所未闻,作者都别为疏解,纤细无遗,令人为之绝倒。
其实,“趣谭”谈何容易?要有高卓的识见,从大量史料中发现有“趣”的东西;还要有显豁出新的功力,能“谈”得有趣。《津沽趣谭》中有大量天津的地理及文化知识,诸如:
“海河”得名,源自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
天津号称72沽,实际只有21沽,另外51沽分布在宝坻、宁河两县;
如今响满天下的“四大名旦”之谓,最早是天津人沙大风喊出来的;
由莲花落演变而成的评剧,源于汉沽的“平腔梆子”等等,等等。
还有,当年老鼓楼上摆有“天下第一鼓”,如一间房子般大小,鼓响满城可闻,鼓面直径近两丈,这么大的整块皮子如何得来?早在一百多年前,天津已经是“国际大都市”,可知第一部西门子电梯装在何处、能装得起这种电梯的又是什么所在?天津人为什么喜欢相声?马三立在愤怒的情况下如何还能逗哏等等。绝非只有民间传说,作者引经据典,条分缕析,识力深透。且语言明晓流畅,意趣幽远清新。
但,《津沽趣谭》最大的贡献,是复原了过去天津的城市精神,以及支撑这种精神的天津人的最大性格特点——“义”。遇事义字开道,仁义、忠义、仗义……
天津成全了河北梆子泰斗级的人物——“银达子”的赫赫声名。当时的声名似乎不像现在这样能紧密地跟财富挂钩,第一个在天津说相声的“相声祖师爷”朱少文,艺名就叫“穷不怕”。足见当时的艺人无论名头多大,也难以摆脱一个“穷”字。与银达子齐名的河北梆子演员“金钢钻”,贫病交加,带病演出昏绝于台上,又因无钱医治,惨然而逝。银达子戴孝演出,随后跪倒在中华茶园的大台上,悲痛欲绝,为“金钢钻”募化棺木。随后还一手料理了后者的丧事。类似的义举,以后在天津的梨园界和曲艺界多有发生,渐渐成为一种风气,乃至“行规”。
书中载,毛泽东曾看过侯宝林150段相声,即便是热爱相声的普通天津人,一生也未必看过这么多段的相声。这对研究作为一国首脑的情趣及时间分配,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只在看了《关公战秦琼》后,毛泽东要求侯宝林再说一遍。可见对这段相声的喜欢和重视。而这段相声是天津相声大师般的人物张杰尧所创,其艺名“张傻子”,能说429段相声,恐迄今也鲜有人能及。侯宝林根据自己的特长,对《关公战秦琼》做了调整,后来他将在中央电台录音所得的稿酬,如数寄给了张杰尧。
——那个年代,大师级的人物,多是正人君子,急公好义,肝胆冰雪。马三立救了赵丽蓉的场,也等于砸了她的饭碗,两人却成了过心的好友。这些正应了荣格的论断,文化的最后成果就是人格。此“趣谭”一书中,躺着过去大师们的灵魂。
历史的真相就是故事,而故事就是力量。托翁名言:“活着就是为了讲故事”。作者恰好是“天津通”,满腹历史掌故、艺坛杂学,用天津话说:“一肚子宝贝”。除去传播知识,笔下还活灵活现了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和众多充满戏剧性的人物。
加之他是“义”字当头的一代大师的嫡传弟子,守礼重义,处事温煦,尊奉“以虚养心,以德养身”的古训,文以化之,以文化人,于是“尊所闻而高明”。其神思丰沛,气象融和,心智坦诚敏妙,文字简洁纵逸,此书散发出来的深微而友善的意蕴,有益于世道人心。
经典作家云:“碰上命运赋予的题材和职业,才是幸运的”——福海名副其实,令人称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