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武汉做“流调”

任 宏

“流调”，就是流行病学调查。如果说医护人员是抗疫一线的“白衣战士”，那么疾控人便是抗疫最前沿的“侦察兵”。历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应急处置的“阵地”上都会看到疾控人战斗的身影，他们扛起的武器就是现场流行病学，“让数据说话”——每一次流行病学专项调查，都是在挖掘患者感染的线索，追踪疾病传播的路径；每一次数据会商分析，都是在不断揭示枯燥数字背后潜在的信息，以此描绘出疾病“一传十、十传百”的模式特点，从而提供科学精准的研判结论和应对良策，让疫情防控工作不再“雾里看花”。

1月25日大年初一，我和另外2位同事作为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搭乘当晚火车连夜赶赴江城。来到武汉的第二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前线指挥部防控组成立疫情分析组，我们和国家疾控、兄弟省份疾控的专家一起，努力为疫情防控的科学决策提供全面技术支持。

要做好这份工作，我们要让自己变成有“脚力”的侦查员、有“眼力”的观察员、有“笔力”的分析员、有“脑力”的研究员。为获得一手数据，我们走遍武汉市重要街区、大部分基层卫生机构，对湖北省医院每日发热门诊数据进行实地调研和信息收集，分析证实了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我们撰写了专题报告、社区和医院多地区调查报告、重点场所防控指南等各种报告，供国家决策参考。收集信息，争分夺秒；研判建议，慎之又慎。我们清楚地知道，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热血生命，关乎百姓切身，牵动多少心弦。

2月13日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是普通的一天，而我却终生难忘。那个清冷的早晨，湖北省报告了13332例临床诊断病例。多数人只是惊愕于海量新增的病例数，有些人会为图表上这罕见的高峰而恐慌，而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却为此深感欣慰——我们知道，这13332个病例被纳入“确诊病例”，就意味着13332条生命已经得到了救治。

而这之前，限于病例诊断标准以及核酸检测的瓶颈，武汉疫情防控压力剧增。就在第五版新冠诊疗方案出台前几天，网络上出现了一种声音“建议把CT结果作为临床诊断病例标准”。这种呼声由弱变强，引起了相当的关注。根据之前流行病学调查和疫情分析情况，我们对此也非常赞同并加入了支持队伍，竭力寻找支持的数据和案例，以有限的能力去积极争取。

2月初，第五版新冠诊疗方案终于出台。我清晰地记得在文件中看到“湖北省临床诊断病例”字样时抑制不住的欣喜若狂。这是湖北重症区在特殊时期所采取的特殊手段，更是党和政府对生命的敬畏、对人民健康的守护；这也几乎是我们在武汉的全部意义。在武汉的67天里，这样的人和事还有很多。他们汇聚成一股势不可当的力量，推动了武汉的涅槃重生。

有人把驰援武汉的人称为“逆行者”。其实，疾控人的世界里从来没有“逆行”二字——我们只是顺应疾控人始终如一的初心使命，顺应疾控人扛在肩上的责任担当。这也是我们共产党员危机时刻应有的挺身而出与义无反顾。正如我国流行病学奠基人苏德隆曾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80级学生留下的毕业赠言：“为了人民的利益，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这是苏教授的追求，是公共卫生的追求，也是每一个疾控人的追求：尽己所能守护更多人的平安和健康。

（作者为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与艾滋病防治所肝炎防治科主任，党支部委员）

明请读《奔驰在抗“疫”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