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塘中的时代回声

陈家泠

1937年我出生于杭州，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很辛苦的。幸运的是，我成长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成长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潮头上海。

1963年，我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原本已分配好去西泠印社，不料上海美专刚好来浙江美院招一名教人物画的老师，学校便推荐了我。之前几年，上海美专也曾想到浙江美院招人，无奈当时上海不允许招收外地的应届生，比我高一届的师兄吴永良，就因此没能到上海发展。实际上，仅有1963、1964两年，上海推出了在外地招收人才的政策。如果我早一年毕业，或是晚两年毕业，都不能够去到上海。

后来，有人问我，如果留在杭州发展，和今日的成就相比会怎样。我的看法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中，上海是一块风水宝地。制度的变化、生产力的变化、生活的变化、对外交流的变化、海派文化的兴起、现代化的转型等都在上海集中呈现出来。我之所以能逐渐摸索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泠风格”，并能触类旁通地将中国画与生活结合、与展示结合、与市场结合，且与世界交流等，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都是上海给予我的。

我当初在学校里专业是人物画，中规中矩的浙派的画法，我自己觉得就是大专水平。待我到了上海，整个七十年代，有幸拜在海派大家陆俨少老师门下，他将我这个毛坯精加工后，就提升成博士生了。技巧和理想，是在艺术之路上前进的两条“腿”，缺一不可。陆俨少老师的指点，让我从此可以两条“腿”走路。1985年，我创作了一幅写意的荷花，叫作《霞光》，美国著名文艺评论家琼·科恩将这幅画挑选作为《新中国绘画1949-1986》（The New Chinese Painting 1949-1986）一书的封面。这对我当然是莫大的鼓励，也给了我一种信号，让我开始思考中国以外的世界所青睐的艺术样式。曾有人问我，怎么看人生的价值，我觉得要分三方面：社会、艺术、经济这三者息息相关。考虑了前两者，自然会有经济价值。

1987年，金董建平女士组织了一个上海中青年画家代表团到中国香港办展览，可以说，这是中国内地的画家们首次在中国香港集体亮相。当时，组织者选了七位国画家、七位西画家。那年我五十岁，正好在年龄范围内，同去的还有张桂铭、杨正新、夏葆元、李山、张健君等人。展览在香港包兆龙图书馆举行，观者如云，第一天就有画廊要求代理我的作品。回到上海，我用卖画所得买了房子，这在当时是比较领先的，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带给我在经济上的第一次“增值”。

大家都知道我最出名的是画荷花，这一传统题材固然联系着我对故乡的一份深情，但另一个方面，是因为上海自由包容的文化氛围，使我有条件汲取、借鉴国外的艺术养料，从而改变、嫁接、发扬出与传统不同的荷花来，并用它打开了与世界沟通的艺术道路。

《霞光》之外，我还画了《开放》和《不染》，获得了一些奖项，这几张在画坛留下了些许印迹的荷花图记录了时代及时代下的人文精神。我是时代的幸运儿，我愿继续以我的创作回馈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