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去世：哈佛的“中国先生”走了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见右图）20日去世，享年90岁。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21日发表推特说：“他是我们心中一位博学的学者，一个极好的朋友，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傅高义教授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其家人表示诚挚慰问。傅高义教授为促进中美沟通与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作出了不懈努力，中国将铭记他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作贡献。

“美国人应该了解中国”

傅高义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被认为是少有的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美国学者，撰有《邓小平时代》《日本新中产阶级》等著作。

他1930年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特拉华市一个犹太人家庭，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威斯理安大学，服过两年兵役后考入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1963年他出版第一本书《日本新中产阶级》，声名鹊起。

傅高义和中国有不解之缘。1961年，31岁的傅高义被费正清选中，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并为自己取了个地道的中文名字。他说，“我知道在中文里，‘义’意味着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这正是我想追求的”。

在傅高义与中国有关的著作中，最知名的当属2011年出版的《邓小平时代》（见上图），被视为向西方客观介绍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重要著作。写作期间，古稀之年的傅高义频繁奔波于中国大地，参观历史博物馆，与亲历历史、和邓小平有过交集的人们交谈。他不止一次表示过，《邓小平时代》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美国人更了解中国，“美国人对中国人不够了解，在21世纪美国人应该了解中国”。

“理解中国”范式的结束

对中国做过多年扎实刻苦的研究，让傅高义赢得了“中国先生”的称号。对他的突然离世，不少中国学者深感遗憾。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得知傅高义去世的消息深为震惊，因为一个多月前他们还在线上一起讨论美国大选问题。

24年前，吴心伯和傅高义相识于上海，当时吴心伯30岁，傅高义66岁。此后，他们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交往。吴心伯对傅高义有着几点深刻的印象：

第一，浓厚的中国情结。傅高义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80年代曾到广东从事半年多考察，研究广东的改革开放，2000年退休后倾注十年心血写成《邓小平时代》。虽然中国和日本都是他的研究对象，但他对中国的兴趣和投入远超日本。

第二，他研究中国不是从美国的经验模式出发，而是从中国自身环境和条件出发。傅高义经常说，治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容易，因此他特别注重研究中国如何根据自身条件和需要来制定发展战略，这使他能够以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看待中国。

第三，以平等的态度与中国学者交往。傅高义向来注意倾听中国学者的见解，虚心地交换意见。

傅高义十分关心中美关系，多次在关键时刻发声。2019年7月，傅高义联合100多位专家学者，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给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公开信。公开信题为《与中国为敌适得其反》，由以傅高义为首的几位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政策制定人士撰写，指出美国对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公开信发表时取得百名学者联署签名，发表后又有大批学者通过网络继续签名。

吴心伯感叹：“傅高义的去世，可能代表着一个研究中国的范式结束，即“理解中国”。现在美国的年轻学者总是先入为主，对中国的研究越来越不接地气，不够客观。”

当被问到如何用一句话评价傅高义时，吴心伯说：“交朋友。”过去20多年里，傅高义一直和身边年轻的中美两国学者说，研究对方的前提就是先去交朋友，学习他们的文化，理解文化里的内涵，这一点非常重要。

从历史角度审视问题

同样作为东亚问题专家，上海市日本学会名誉会长吴寄南与傅高义有过三次交集。

“客厅不大，装饰得也朴实无华。”2001年4月吴寄南访美期间，在傅高义位于哈佛大学的家中见到了他。

傅高义于1979年和2000年先后发表《日本第一》和《日本还是第一吗？》两本著作。《日本第一》讲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日本经济腾飞的历史，但日本经济随后经历低谷，业界开始质疑傅高义的分析和论断。2000年，经过持续多年、与时俱进的观察研究，傅高义又推出了《日本还是第一吗？》。

“我向他提问：‘您对日本第一的判断，现在来看存在问题吗？’他笑着说：‘我觉得日本骄傲了，一味延续固有的发展模式，同时也没有处理好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落后并不意外。’”吴寄南回想起和傅高义的第一次对话，傅高义给他留下了“非常直率”“讲解深刻”的第一印象。

吴寄南与傅高义的第二、第三次会面都在上海，傅高义作为学者的细致与认真，让吴寄南感触很深。

2017年傅高义再次来到上海，当时正值中日关系的低迷时期。“傅高义当时对我们说，研究中日关系不能只看最近几十年，而是应该将这段关系置于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本质。”吴寄南说，这种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审视问题的态度，给了他很大启迪。

“做研究一定要重视田野调查，掌握大量一手资料，才能避免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其次，要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不能执着于一时、偶然的现象。此外，也不能仅关注一个国家，而要有全球眼光，从国与国的关联中去观察未来发展趋势。”吴寄南感慨，傅高义严谨、务实和高瞻远瞩的学术精神值得每一位学者学习。

王若弦 杜雨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