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亚洲通”有点不得志

库尔特·坎贝尔 本版图片GJ

对新上任的美国拜登政府来说，外交事务至关重要。在就任以来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拜登强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由外交主导，重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友合作，“重塑合作习惯，重建联盟力量”。

不过，对外高喊“合作”的美国新班子似乎一开始就在亚太事务上少了合作精神。这从国家安全委员会里的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身上可见一斑。

美国给自己挖坑

坎贝尔强调非官方沟通和个人魅力的“垒球外交”模式，在国务卿布林肯等官员那里遇冷，后者坚持美国的“价值观”，在亚洲构建“民主国家朋友圈”，“党同伐异”。

目前，拜登倾向于布林肯的意见，对发生政权更迭的缅甸启动制裁，而坎贝尔正是十年前缔造美缅关系正常化的“设计师”。他试图影响拜登，希望以“高官斡旋”与“国际施压”的方式，在别让缅甸军方难堪的前提下化解危机。

被美国关照的“印太战略伙伴”印度也出难题了。印度从俄罗斯引进的S-400防空系统今年秋季交付，依照美国2017年颁布的法律，与俄开展军贸的国家将受到金融制裁。坎贝尔强烈呼吁拜登政府和国会将印度列为“例外”，理由是“这不会导致印度中断对俄军工合作，反而会加强合作”。

但迄今为止，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官员都没有表态支持坎贝尔。俄联邦委员会议员阿列克谢·普什科夫称，坎贝尔跟同僚的“步调不一”，反映了多年来华盛顿亚洲政策的混乱性，“如今必须决定，是否要冒着破坏美印关系的风险对印度实施制裁，这是美国给自己挖的陷阱”。

趁着“东风”获重用

在拜登政府中，坎贝尔的“亚洲通”地位确实得到公认。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上学时，他加入美国海军后备军官训练团，毕业后登上太平洋舰队水面舰服役，后来进入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海军作战战略咨询部担任要职。退役后，坎贝尔继续深造，获得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学位。

早年坎贝尔投身苏联课题研究，苏联解体后，“新的战略中心在哪里”一度困扰美国决策层和学术界。坎贝尔也曾迷茫过，上世纪90年代，作为克林顿政府的外围智囊，参与过前南斯拉夫危机、东帝汶、恐怖主义等课题研究，但对政府决策影响不大，颇有些“帮闲”味道。

2001年“9·11”事件发生，共和党当政的美国投入反恐战争，中国等亚太国家抓住全球化产业转移契机，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坎贝尔开始以亚洲问题作为事业核心。2004年，他创立战略顾问公司“战略亚洲”并任董事长，专门从事亚太战略咨询和资本管理。2007年，他与弗洛诺伊共同创立新美国安全中心并任董事会联席主席，宣扬“亚洲世纪”概念，正好符合了在亚太经济崛起中赚得盆满钵满的美国西海岸商界人士以及信息高技术产业的需要，而这些势力大多是民主党的“金主”。

欲展身手阻碍多

随着民主党人奥巴马入主白宫，坎贝尔担任助理国务卿，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坎贝尔任职国务院的五年，帮助奥巴马团队界定“重返亚洲”战略框架。

这段时间，坎贝尔在亚洲来往穿梭，曝光率极高。有一次，坎贝尔出席太平洋岛国会议期间，受邀与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进行私人会谈，结果因为时差没倒过来，竟然在陆克文讲话过程中睡着了。

目前来看，“二次从政”的坎贝尔渴望充当拜登亚洲政策的“起草人”。但坎贝尔要想大显身手，就必须把长年被欧洲、中东和反恐问题牵扯精力的美国外交团队彻底“翻个身”，让亚洲政策获得优先地位和最多资源。而这是要动很多利益集团“奶酪”的，也是当前坎贝尔与行政团队有些“话不投机”的深层原因。 本报记者 吴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