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伟
谢希德先生出生在1921年,这是一个庄严的年份。一转眼,她的百岁诞辰纪念日到了。
在复旦,只要一提起这位老校长,人们就会交口称赞,即便是最挑剔的“意见领袖”,也会对她心悦诚服、肃然起敬。她是一位离世多年后仍被师生经常念叨、发自内心爱戴的人——要达到这一境界,很难,但谢先生达到了。我常想,谢先生究竟是怎样达到的呢?
我与谢先生没多少交集。1978年我考进复旦时,校长是苏步青先生,谢先生只是几位副校长之一。那次开学典礼,苏步青校长讲话,夏征农书记主持。主席台上,坐着一排校领导,除了苏老、夏老外,其他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想不起来谢先生是否也坐在台上(如果在的话,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我对此已毫无印象。她真正在我脑海里留痕,是我毕业留校任教以后。那时,谢先生六十开外,头发已然灰白,一脸慈祥,常在校园里踽踽行走。依稀记得,她好像永远系一条真丝围巾,鲜亮、高雅,显得与众不同。我没见过她年轻时模样,据说不少老复旦子弟见过——上世纪50年代,她常去国权路来喜饭店用餐,“那时,她是穿西装裙的!”
与谢先生照面,有如沐春风之感。我们教研室在新办公楼(位于第一教学楼南面,今已拆)二楼西侧,说是“新办公楼”,设施却很简陋,没有电梯。有一次,我正好下楼,在楼梯拐角迎面遇见谢先生。她腿脚不便,正抓着扶手,吃力地向上挪步。“谢先生!”我招呼道。“你好呀!你在哪个部门上班呢?”谢先生笑容满面,像个久违的老朋友——这是我与她唯一一次对话。谢先生去世后,我读过几位学生回忆,说当年出国留学,他们都喜欢找谢先生写推荐信。她虽然很忙,但从不拒绝,总是在夜晚亲自打字写信……我就瞎猜,新办公楼二楼东侧是留学生办公室,谢先生那次上楼,会不会与推荐学生留学有关呢?
谢先生讲话,条理清晰,从不拖泥带水。我第一次听谢先生演讲,大概是在1983年她刚任校长不久。开会地点在大礼堂(后改名为“相辉堂”),由谢先生谈学校规划——在我看来,应该就是她的“施政纲领”。没想到,谢先生一开口,就把听众镇住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抑扬顿挫,不紧不慢……要知道,她的前任苏步青、陈望道校长,讲话都带浙江口音,李登辉校长则是一口流利英语。谢先生幼年在北平上学,她的“标普”,真让人有清新脱俗之感。更令人意外的是,“施政纲领”只讲了四十分钟,她就说:“今天就讲到这里,散会!”什么?会议结束了?我与另一位青年教师面面相觑,连连叫好:“谢校长不啰嗦,言简意赅,干脆!”
谢先生一向低调、随和,但她的气场却很强大。朱镕基市长当年到相辉堂作报告,开场白就很幽默:“因为谢校长请我,我再忙也要来……”顿时,全场欢笑,掌声四起。1984年4月30日,美国总统里根访问复旦,谢先生作为东道主,热情迎接。我那天没在现场,后来看录像发现:里根总统四周,都是身材高大的保镖,虎视眈眈、如临大敌。与这些老外相比,谢先生显得矮小,走路步子也不快,但她一举手一投足,彬彬有礼、温婉得体,人气一点也不输给电影明星出身的美国总统。1985年初,我有好几次搭校车去市区,经常在车厢里见到谢先生。我后来在《相辉》一书中描述:“她腿脚不方便,总是坐在靠前门的座位上;每次上下车,她都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车厢里,教师们谈笑风生,她笑眯眯地倾听着,偶尔插上一两句话……”其实,还有一个细节,也值得一提——有一天,下班发车前,校办秘书跑来向司机“请假”:“今天谢校长晚上有会议,不乘校车了。”这时,有人轻声议论:“唉,谢校长今天不来乘车,没劲!”这种崇敬、怅然之感,与那些领导一来就噤若寒蝉的场景相比,简直判若云泥。
“大音希声”、“上德若谷”,谢先生的魅力,早已融入到新时期复旦精神中,春风化雨,汨汨流淌。前几天整理书房,忽然找到我的第一张教师聘书,上面钤印着谢先生名章,于是就自豪地想:在复旦,我曾经与谢先生共过时空,何其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