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蒋荣翻阅珍藏的中共“七大”党章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石坚介绍父亲珍藏的第一本中共“七大”党章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袁念琪拿的是父亲的中共“临时党员证”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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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建党百年,本报与上海新华传媒于3月12日联合发起了“寻找100份红色记忆”主题征集活动。活动启动一周来,反响热烈,许多读者提供了珍藏的历史资料,其中有抗战时期参军入党的老兵留下的旧照片、党员证,也有隐蔽战线工作者珍藏几十年的“七大”党章……一页页泛黄的纸张,揭开了一段段尘封许久的“红色记忆”。
一种传承:时刻翻党章照自身
2006年起担任本报特约通讯员的马蒋荣,曾在2011年建党90周年之际,在本报夜光杯栏目中刊登过一篇《老奚送我的“七大”党章》。10年过去了,文中描写的那本火红的小册子没有丝毫褪色,出现在了“红色记忆”征集活动中。
老奚叫奚荣华,是比马蒋荣大20多岁的老同事。1984年,同在上海吴泾化工厂组织科工作的两人曾做过一年的邻桌。因工作短暂分别几年后,马蒋荣成为厂里的老干部科科长,而奚荣华则是离休干部党支部书记,两人再次搬到了同一间办公室——这回是面对面就坐,也因此建立起深厚的友情。
老奚1949年前入党,曾是一名隐蔽战线工作者。“可能是因为隐蔽战线工作的关系,老奚寡言少语,作风非常严谨。”即便偶尔提及当年营救被捕同志的事迹,老奚也是三言两语带过。但工作中的老奚毫不含糊,即便已是70岁高龄的返聘人员,他也坚持跟马蒋荣一起挨家挨户慰问老干部。朝夕相处中,马蒋荣跟他学出了一股不怕苦、不怕事的劲,常常挺身而出,主动为大家解决难题。
1996年9月,马蒋荣被调到天山塑料厂任副厂长,同事们为他准备临别礼物。没想到,一向沉默寡言的老奚变戏法似地从办公桌抽屉深处掏出了这本“七大”党章,交给了马蒋荣。老奚说:“知道你喜欢收藏‘老东西’,肯定能保存得好。”他还说:“到了更高的岗位,要时刻翻翻党章,对照自身。”马蒋荣始终将这番话记在心里,如今回忆起来仍十分受用:“那时的话说得朴实,但放在现在也不过时,就是‘不忘初心’。”这本党章被马蒋荣有样学样放进了自己办公桌的抽屉,时不时拿出来翻上几页,想想这份从老奚那里传承来的“初心”。
一生奉献:珍贵的第一本党章
新华书店出版的红色精装本“七大”党章,初版印于1950年,后又经几次再版,总印量不多,如今是相当难得的收藏品。但短短一周时间,“红色记忆”征集组就收到两本。除了老奚留给马蒋荣的,另一份是市民石坚从他的父亲、老党员石奇学遗物中发现的。“我父亲一生坎坷,但从1946年参加革命开始,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去世后,我们才发现,他一直珍藏着自己的第一本党章。”石坚告诉记者。
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石奇学还是一名20岁出头的小伙子,在当时的向东中学(今南洋女子中学)担任会计。暗地里,他帮助党组织传递进步书刊,与敌人斗智斗勇,几次从对方眼皮子底下逃脱,连家里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不知道他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
即便1989年离休以后,石奇学也恪守身为党员的责任,为党和国家发挥余热。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他交出2500元“特殊党费”用于抗震救灾。2011年石奇学去世,家人按他的意思将遗体捐献给同济大学沪北分校用于医学研究,连骨灰也没有留下。告别仪式上,石坚仅仅剪下了父亲的一缕头发,放进龙华烈士陵园作为纪念。“老一辈的党员,都有着这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一份铭记:将革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袁念琪的父亲吴早文,在1944年那个“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放弃了在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好饭碗”,毅然投身新四军,加入共产党。当时领到的一张“临时党员证”,被吴早文保存了一辈子,成为那段峥嵘岁月的见证。而袁念琪的名字,也寄托着这位老党员心中难以磨灭的红色记忆。
这张“临时党员证”是手刻、油印的,上面简短印上12条“战时党员守则”,翻开后还写着“此证只限于负伤只党员入院时过临时组织生活使用”。袁念琪介绍:“之所以叫‘临时’证,就是只有在战斗中受伤,不能再跟着部队行进时,才能用它来证明身份。”短短几行不甚清晰的文字,就侧面勾勒出战争年代军人面对的重重危险。
和吴早文一同参军入党的还有他的好友范琪。当年,年仅18岁、还是家中独子的范琪积极投身革命,主动要求下到连队,直面敌人的炮火,不久后便在河南睢县一场惨烈的战斗中捐躯,连遗体也未能送回故里。回到上海的吴早文,第一时间便找到范琪的母亲,说:“妈妈,我就是您的儿子。我的孩子,就是您的孙子孙女。”等到自己的儿子出生,吴早文便请范琪家人取名,于是有了“念琪”这个名字。此后多年,吴早文对范琪烈士的记挂都未曾消减。直到袁念琪上中学时,趁部队换防机会,吴早文带着袁念琪去了范琪牺牲的地方。后来父子俩终于在一座小村庄里找到范琪的遗体,寻回了这段几十年前的红色记忆。
从小耳濡目染的袁念琪,如今立志子承父业,要将那些激荡人心的革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许多历史,应当成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代代流传。我的‘红色记忆’,是父亲留给我的宝藏。如今也轮到我承担起这份责任,与大家分享‘宝藏’。”
本报记者 吴旭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