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资料背后的老党员故事

马蒋荣翻阅珍藏的中共“七大”党章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石坚介绍父亲珍藏的第一本中共“七大”党章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袁念琪拿的是父亲的中共“临时党员证”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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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建党百年，本报与上海新华传媒于3月12日联合发起了“寻找100份红色记忆”主题征集活动。活动启动一周来，反响热烈，许多读者提供了珍藏的历史资料，其中有抗战时期参军入党的老兵留下的旧照片、党员证，也有隐蔽战线工作者珍藏几十年的“七大”党章……一页页泛黄的纸张，揭开了一段段尘封许久的“红色记忆”。

一种传承：时刻翻党章照自身

2006年起担任本报特约通讯员的马蒋荣，曾在2011年建党90周年之际，在本报夜光杯栏目中刊登过一篇《老奚送我的“七大”党章》。10年过去了，文中描写的那本火红的小册子没有丝毫褪色，出现在了“红色记忆”征集活动中。

老奚叫奚荣华，是比马蒋荣大20多岁的老同事。1984年，同在上海吴泾化工厂组织科工作的两人曾做过一年的邻桌。因工作短暂分别几年后，马蒋荣成为厂里的老干部科科长，而奚荣华则是离休干部党支部书记，两人再次搬到了同一间办公室——这回是面对面就坐，也因此建立起深厚的友情。

老奚1949年前入党，曾是一名隐蔽战线工作者。“可能是因为隐蔽战线工作的关系，老奚寡言少语，作风非常严谨。”即便偶尔提及当年营救被捕同志的事迹，老奚也是三言两语带过。但工作中的老奚毫不含糊，即便已是70岁高龄的返聘人员，他也坚持跟马蒋荣一起挨家挨户慰问老干部。朝夕相处中，马蒋荣跟他学出了一股不怕苦、不怕事的劲，常常挺身而出，主动为大家解决难题。

1996年9月，马蒋荣被调到天山塑料厂任副厂长，同事们为他准备临别礼物。没想到，一向沉默寡言的老奚变戏法似地从办公桌抽屉深处掏出了这本“七大”党章，交给了马蒋荣。老奚说：“知道你喜欢收藏‘老东西’，肯定能保存得好。”他还说：“到了更高的岗位，要时刻翻翻党章，对照自身。”马蒋荣始终将这番话记在心里，如今回忆起来仍十分受用：“那时的话说得朴实，但放在现在也不过时，就是‘不忘初心’。”这本党章被马蒋荣有样学样放进了自己办公桌的抽屉，时不时拿出来翻上几页，想想这份从老奚那里传承来的“初心”。

一生奉献：珍贵的第一本党章

新华书店出版的红色精装本“七大”党章，初版印于1950年，后又经几次再版，总印量不多，如今是相当难得的收藏品。但短短一周时间，“红色记忆”征集组就收到两本。除了老奚留给马蒋荣的，另一份是市民石坚从他的父亲、老党员石奇学遗物中发现的。“我父亲一生坎坷，但从1946年参加革命开始，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去世后，我们才发现，他一直珍藏着自己的第一本党章。”石坚告诉记者。

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石奇学还是一名20岁出头的小伙子，在当时的向东中学（今南洋女子中学）担任会计。暗地里，他帮助党组织传递进步书刊，与敌人斗智斗勇，几次从对方眼皮子底下逃脱，连家里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不知道他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

即便1989年离休以后，石奇学也恪守身为党员的责任，为党和国家发挥余热。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他交出2500元“特殊党费”用于抗震救灾。2011年石奇学去世，家人按他的意思将遗体捐献给同济大学沪北分校用于医学研究，连骨灰也没有留下。告别仪式上，石坚仅仅剪下了父亲的一缕头发，放进龙华烈士陵园作为纪念。“老一辈的党员，都有着这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一份铭记：将革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袁念琪的父亲吴早文，在1944年那个“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放弃了在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好饭碗”，毅然投身新四军，加入共产党。当时领到的一张“临时党员证”，被吴早文保存了一辈子，成为那段峥嵘岁月的见证。而袁念琪的名字，也寄托着这位老党员心中难以磨灭的红色记忆。

这张“临时党员证”是手刻、油印的，上面简短印上12条“战时党员守则”，翻开后还写着“此证只限于负伤只党员入院时过临时组织生活使用”。袁念琪介绍：“之所以叫‘临时’证，就是只有在战斗中受伤，不能再跟着部队行进时，才能用它来证明身份。”短短几行不甚清晰的文字，就侧面勾勒出战争年代军人面对的重重危险。

和吴早文一同参军入党的还有他的好友范琪。当年，年仅18岁、还是家中独子的范琪积极投身革命，主动要求下到连队，直面敌人的炮火，不久后便在河南睢县一场惨烈的战斗中捐躯，连遗体也未能送回故里。回到上海的吴早文，第一时间便找到范琪的母亲，说：“妈妈，我就是您的儿子。我的孩子，就是您的孙子孙女。”等到自己的儿子出生，吴早文便请范琪家人取名，于是有了“念琪”这个名字。此后多年，吴早文对范琪烈士的记挂都未曾消减。直到袁念琪上中学时，趁部队换防机会，吴早文带着袁念琪去了范琪牺牲的地方。后来父子俩终于在一座小村庄里找到范琪的遗体，寻回了这段几十年前的红色记忆。

从小耳濡目染的袁念琪，如今立志子承父业，要将那些激荡人心的革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许多历史，应当成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代代流传。我的‘红色记忆’，是父亲留给我的宝藏。如今也轮到我承担起这份责任，与大家分享‘宝藏’。”

本报记者 吴旭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