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继平
孟子云:君子远庖厨。我虽非君子,对“庖厨”的事却也一向外行。当然,由于这“一向外行”,间接也导致了平素颇多的损失。往小处说,似乎只是少了一些口腹之欢;但若细究起来,庖厨的疏远,或也可能会影响到家庭的和美、邻里关系的睦爱以及同事朋友的亲近,间接中的偶然,隐约中的必然,皆难说毫无关联。那么,个人的口腹事小,而大幅度拉低了朋友乃至家庭社会的幸福指数,则罪莫大矣!不过,以前的“庖厨”,多以烹牛宰羊、大开杀戒为乐,与今天的美食厨艺完全两码事。至少照晚近的发展态势来看,“君子”实在应是“近庖厨”才对。
远的暂且弗谈,就民国以来的许多文人学者、翩翩君子,能吃、善吃、会吃的还真不少。当然,若要能加冕一顶“美食家”的徽号,光是善吃还不行,还要能写,像民国文人中的谭延闿、周作人、马叙伦、范烟桥、郁达夫、丰子恺、梁实秋、唐鲁孙等等,皆热衷于谈吃,也是写美食文章的高手。谭延闿被称为“民国第一吃家”,身出名门,父亲谭钟麟就爱好美食,清光绪时任过两广总督。受家庭的影响,谭延闿十分熟谙湘粤两大菜系,且研究深入,时有心得,甚至对湘菜的改良与推进他也有贡献,这才是“吃家”与“吃货”的区别。
文人笔下的美食,其实滋味的分享只是个“药引子”,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美食背景下的一些渊源风俗,以及名人或闲人的馋佬故事,才是聊不尽的话题。郁达夫、梁实秋在谈吃的文章里,曾写到一种似蛏似蛤的美味,因其状如舌,故称“西施舌”。此物汆汤,味儿甚佳,含在口中滑嫩柔软,似乎就让人因美食而生出遐想。我记得费孝通写家乡的腌菜,汪曾祺写高邮的鸭蛋,皆细致入微,生动有趣,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读了汪文,我才第一次知道鸭蛋其实和“脸蛋”一样,也讲颜值,有的长得俊美,有的长得呆头呆脑,模样有点蠢。我读书到此恍然大悟,悠然会心,怪不得常有“笨蛋”一词。
昔日文人俱往矣,然前辈风流,尚未绝响。当今的文人作家中,擅写美食的高手也有不少,但大名鼎鼎的沈嘉禄兄,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朋友中最使我佩服的,大概就是嘉禄兄手中的这支笔了。以前他写小说散文,写收藏鉴赏,写美食随笔,三箭齐发,并驾齐驱。而且他写文章十分轻松,倚马可待。我估计嘉禄兄写文章就和人们玩游戏一样,是觉得好玩,陶醉其间乐此不疲,故才会有如此的高产。近些年来,也许是朋友召宴日增,嘉禄兄关于吃的文章也愈写愈多,从原来的“三驾并驱”而成了“一马当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册《手背上的一撮盐》,我已不记得是他的第几本关于美食的随笔集了。只记得十多年前他曾写过一本《上海老味道》,就深受读者的欢迎,多次再版,风靡上海滩。这主要是嘉禄兄的美食文章,既有专业高度,又有独到的叙事角度,还有历史人文、世态风情、名人掌故……许多生香活色的场景,在他的文字中都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难怪他的书会畅销,在美食类随笔中,具有“教科书”的典范。我就不止一次地听餐馆老板说起,他们有的菜品就是参考了沈老师的书中意见,或增加或改良的。不同的读者可以从嘉禄兄的书中寻到不同的需求,生出不同的共鸣,餐饮人士读了知味,好吃分子从中分享了美味,寻常书友则读出了生活趣味。
我一直以为,趣味往往是第一位的,在有趣的前提下,不论是写美食、写旅游、写人物,都会十分好读。嘉禄兄就具备了这一点。古人所谓的“能、妙、神”三字,嘉禄兄几乎一个人包圆了,他手中的那支笔几乎无所不能,说起故事时常是妙趣横生,至于他的美食文章,我看他怎么写都成,几乎已是出神入化了。
说来惭愧,近二十多年来,我跟着嘉禄兄不知蹭了多少次大小宴请,正如民国文人曾说过的那句:“不要人请我,亦非我请人。但愿人请人,中间有个我。”尽管我常常作为“中间那个我”,吃了无数次,然生性愚钝,庖厨的技艺却丝毫未见长也。好在不懂得庖厨却并不妨碍赏读有关庖厨的美文,其实天下最好吃的美食都在书中,都写在了文字里。我们不是常把读书就比作美食么?三味书屋的那句对联写得好:“至乐无声惟孝悌,太羹有味是诗书。”读沈嘉禄的书,就是太羹,就是最好的美食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