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信中的大舅公钟沛璋

郦 亮

大舅公钟沛璋去世快两个月了，我还是时时想起和他在一起的场景。总是刚落座，他就急切地问我：“《青年报》的情况怎么样了？”每次如此，毫无例外。这时舅婆就在一旁笑，又回过头来对我说：“你大舅公就是这样，一直关心他所创办的《青年报》的发展，这份报纸有他的初心。”

知道大舅公关心我和报纸的发展，每次去北京，我事先总要作些准备。有一段时间报业遇到困境，大舅公很担心我，更忧虑报纸的前途。他对我说，这是一份有着光荣传统的报纸，应该继续与时俱进、保持特色地办下去，以服务一代又一代青年。

近20年，我与大舅公的交往都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进行的。具体说也就是从我2001年入读上海大学新闻系开始的。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从事新闻工作的长辈有好几位，但后代中吃新闻饭的只我一人。用舅公的话说，他是以培养研究生的标准在培养我，希望我能接好班。直到舅公去世，我们陆续保持长达十几年的通信。在这批家信里，舅公对我这个接班人作了悠长的人生指导。

记得我是8月末入读大学的，大舅公的第一封信9月中旬就寄到了上海。他很关心我大学的生活。“上大学，这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骤然离开爸爸妈妈，要过独立的生活，意味着你已从一个少年成为青年，这需要首先从思想上成熟起来，独立思考你的前途、你肩负的责任，思考如何安排好四年的大学生活。”

大舅公随信附了200元作为我买书的费用，而且他是有所指的，希望我能够好好读一读《大学人文读本》的三本书。这套书从“人与自我”“人与国家”“人与世界”三个维度来谈“要成为怎样的人”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套书我读过很多遍，并且到现在还在读。归结起来我觉得就是两点——“独立之思考”和“理想之人生”。

大舅公他们这一代革命者用一辈子践行了这些要点。大舅公出生在上海一个富裕家庭，本可以当阔绰的少爷，却甘愿把脑袋别在腰带上参加革命，为民族的解放而战。1939年15岁时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创办党领导的电台和进步学生刊物。1949年大舅公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份青年报纸《青年报》。后调北京担任《中国青年报》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出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是当时中国新闻改革的一位引领者。

印象中的大舅公是坚韧的，我从不相信有什么曲折可以改变他的意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到中年，他正准备干一番事业，却遭遇人生的低谷，但他凭借着独立之思考、坚韧之意志，依然初心不改，理想不灭，终于迎来人生的第二个春天。晚年七八十岁时，他还笔耕不辍，以一名老共产党人的使命感，思考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大舅公的人格魅力在他给我的信中尽显无遗。在一封家信中，大舅公向我提起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以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但是这并不是说，凡事与自己的想法不同就不问后果地去抗，去争。你应该勤奋学习和磨练，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增强自己的实力，谦虚谨慎，又不唯唯诺诺。积极完成职责范围的任务，但不说假话，不做违心事。不浮躁，不急功近利。”

因为家族新闻事业“接班人”这个角色的存在，与晚年大舅公的互动有时会让我觉得如同老师对学生的考试。但让我慰藉的是，大舅公对我的“答题”还比较满意。在另一封信中大舅公说：“首先我想说几句鼓励你的话：你的来信写得很好，文字通顺、思路清晰，有较好的理解能力。因此可以说你已具有较好的素质，是一个可造之才，是大有希望的。有了较好的素质基础，能否成才，就要看你在大学里的勤奋学习了。因此我想以后我们可交换些你在学习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2012年我去北京出差时看望了大舅公。我一回到上海就收到他的来信，应该是当面聊得意犹未尽，通过信件继续来谈。相比11年前我们第一次通信，大舅公身体已不如从前，手也越发颤抖了，以至于来信的一些字迹需要仔细辨认，但我仍能明白无误地接受到他对我的鼓励和鞭策。

在这封信中，大舅公写道：“这次看到你精神焕发，勤于发稿，感到很高兴。你从新闻战线的一名新战士成为了能够独当一面的记者。我想到的是‘三十而立’。就像我中华民族为求现代振兴，经过百年艰难的奋斗，现在还处于新的关口。一个人如果没有坚毅的努力，很可能只是为了应付生活压力而庸庸碌碌地过一生。因此建议你很好地作好计划安排。古今中外的人才都是在艰难的磨练中成长的。”

大舅公已经走了，但他家信里的这些文字仍将指引我前进，以至于过去、现在乃至未来，我都可以说，我不会让舅公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