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变”的日本正发生改变

奈央说疫情之下孤独无助是常态 本版图片GJ

日本人开始青睐通过扫码来进行小额结算

印章在日本人心目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七成日本上班族即便在家办公也时常需要去公司

文/弦子

一面在不断创造“黑科技”，一面还在使用印章、传真机这样的“老古董”。一直以来，创新与守旧，同时存在于日本社会。

然而，一场疫情，正在让日本发生转变。

肉眼可见的，是对生命与健康的威胁。截至当地时间5月26日23时59分，日本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536例，累计报告731358例。25日，东京、京都、大阪和兵库4个都府县第三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满一个月。目前处于宣言下的10个都道府县的感染人数均保持较高水平。

悄无声息的，是对环境和心灵的重塑。当一些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传统逐渐被“遗弃”，一些新鲜事物被慢慢接纳，日本人“固执”的一面，似乎正在经受疫情的考验……

被改变的旧传统

疫情之下，一些日本传统文化正在面临冲击。

在日本，无论是买房、买车、办理手续，还是申请护照、信用卡、贷款，申请材料落款处的印章就是本人签名一样的存在，有着不可替代性。

日本有着悠久的印章文化。大约在两千年前，印章从中国传入日本，成为贵族用品；19世纪70年代，伴随着日本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印章逐渐发展成为每个企业和公民的必需品，成为企业、组织和政府信誉的重要象征。

但疫情的到来，动摇了印章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

疫情发生以前，日本东北大学的管理层就在研究如何精简运营一所高等院校所需要的工作时长。疫情暴发后，随着出行受到限制、学校讲座转变为线上进行，以及仙台市政府采取了“严守社交距离”的措施，东北大学管理层决定正式废除印章的使用。

“当日本开始出现新冠疫情，保持社交距离和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就成了当务之急。”东北大学工作人员横田友子说，“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紧急计划，将课程搬到网上，让大部分行政人员居家办公。”

横田友子说，这意味着学校允许远程办公，员工不必前往办公室盖章签署文件，以及减少纸张浪费。

东北大学估计，告别印章将为学校每年节省8万小时的工作时长。为了取代实体印章，东北大学还引进了一个电子审批系统，所有行政工作都可以在网上进行。

东北大学的做法似乎是日本社会对于印章态度变化的缩影。疫情期间，日本从政府到企业都开始积极推进电子化作业。

去年4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政府相关会议上称，希望对民间经济活动中的书面和盖章习惯进行全面摸底，以便改革这一习惯。

日媒报道称，现在日本正在酝酿一场基于信息技术的“电子印章风潮”。尤其是大型IT企业对于这项改革最为积极，不少企业开始撤销书面合同，改签电子合同。

但对于一些日本人来说，改变需要时间。

疫情面前，虽然很多日本企业施行居家办公，但总有些人不得不去公司。

一项调查研究显示，76.7%的日本上班族即便在家办公也时常需要去公司，理由是“要确认和整理客户寄来的书面材料”和“给合同盖章”。

岩村真洋子是东京一家跨国企业的员工，她说她十分“佩服”自己的上司，因为“他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去公司拿印章，不然很多项目都会陷入停顿”。

而接受也需要过程。

“印章仍在被广泛使用，这种情况不会在短时间内改变。”在日本印章工业协会理事长德井高雄眼里，印章是一种能清楚证明使用者意志的工具，而每个印章也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不过，我们预计未来几年，印章的订单量会减少。”德井高雄也承认，变化正在酝酿中。为此，他们也在研究开发电子印章，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数字化需求。

除了印章，传真机也是代表日本企业传统的一个标志。

去年，日本政府的一项研究表明，几乎每一家日本公司和三分之一的日本家庭仍在使用传真机。

“一些五六十多岁的人，对黑客攻击、数据泄露有着深刻的恐惧，他们认为传真是最安全的。”

日本新潟经营大学教授泽利切夫分析称，日本人对传真机的依赖虽难以理解，但究其根源，还是一些老员工不愿相信现代科技。

伊万也注意到，随着日本年轻一代的崛起，对于没有一份可以保存的纸质文件的恐慌情绪正在消退。

“难道说，即使有新冠病毒，我们也要坚持手写和传真吗？来吧，让我们停下来吧！”一名日本医院的呼吸内科医生发表推文呼吁。

疫情正在重塑日本人的工作方式。分析人士认为，这场危机在一定程度上给那些对工作持有深刻传统观念的日本公司提供了一个摒弃旧习惯的机会。

陷入更绝望境地

疫情带来的改变，还关乎人们的内心。

去年春天，因为疫情，在大阪一家健身房做私教的桥本真奈丢掉了工作。

由于害怕一个人，她总会给男友打电话，让他过来陪自己。即便如此，桥本真奈还是忍不住想哭。

一个可怕的现实是，疫情加重了她的抑郁症。

“我所生活的世界已经很小了。现在，它变得更小了。”今年7月，桥本真奈试图自杀。好在男友及时发现，才挽回了她的生命。

失业的绝望感、居家隔离的孤独感、沉重的家庭负担、骤增的家庭暴力……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让很多日本女性倍感无助、苦苦挣扎。

一些人甚至选择以死来作为解脱。据统计，2020年有6976名日本女性自杀，这个数字比2019年增加了近15%。

而每一次自杀都是植根于复杂原因的悲剧。

去年7月，一名感染了新冠病毒的30岁日本女性在痊愈后不久于家中自杀身亡。她在家中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对因她而染疫的人们的抱歉，以及给他人带来麻烦而深感痛苦。

“女性承担着预防病毒的重担，她们必须在疫情期间照顾好家人的健康，如果做不好，就会受到质疑。”日本精神卫生服务协会理事长西村由纪说。

医学专家还担心，去年接二连三的日本明星自杀可能会激起一连串的模仿自杀事件。

在广受欢迎的日本女演员竹内结子于去年9月底自杀后的一个月，日本自杀女性人数比前一年增加了近90%。

“当你一个人独处时，你会感到被社会孤立。这种感觉非常痛苦，痛苦到想自杀。”在竹内结子死后不久，30岁的奈央开始用博客记录她与抑郁症的斗争。

奈央的丈夫表示，他妻子的抑郁症或许是漫长的工作时间和残酷的办公室文化所致。疫情期间，因为抑郁症愈发严重，奈央辞去工作并寻求了精神治疗。

但奈央清楚地记得，自己总是被交不起房租的不安全感折磨，这些感觉让她萌生了想要自杀的念头。“我只是觉得失去了一切。”她回忆道。

疫情期间，女性不仅要为如何取悦电脑另一头的老板而忧心，还要花大把精力来确保孩子和老人的健康。与此同时，她们与外界的接触和朋友的联络越来越少。

“如果他们不能和其他人一起分担压力，那么抑郁情绪的产生就不足为奇了。”京都外国语大学社会学教授内本久美子分析。

正在拥抱新事物

另一方面，一些保守的日本人正在学会接受新事物，尽管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日本人的钱包里总是塞满了硬币和纸币。长期以来，对现金的热爱都是日本人走向“无现金经济”的“阻碍”。但疫情似乎成了刺激他们拥抱电子支付的“一剂猛药”。

位于东京都东部的三鹰市曾是一座只接受现金的城市。但为了尽可能避免人与人之间近距离接触以及居家期间网购的兴起，三鹰市也投入到了“电子支付”的怀抱，成了东京都第一个安装了自动结账机的城市。

“自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就开始考虑接受像二维码、电子货币以及信用卡这样的无现金支付方式。”三鹰市政府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田中弘说，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减少感染风险，提高办事效率。

三鹰市不是日本唯一一个开始接受无现金支付的地方。福岛、横滨……越来越多的日本城市也加入其中。

将数字化融入实体店的购物体验，也在进一步促进数字支付的流行。

日本的星巴克和麦当劳推出了一项移动订购服务，顾客在进店前已经通过应用程序订购、付款，到店后即可提货就走，无需扎堆排队等候取餐。

“二维码支付呈现出很高的增长率，人们越来越青睐通过扫码来进行小额结算。”日本经济产业省无现金支付促进办公室主任西川直夫说。

在危机时刻寻求与他人的联系似乎是人类的天性。

疫情下的一些日本年轻人，开始通过在线约会和在线派对来排遣焦虑、摆脱孤单。

一项最新的调查研究显示，自多地开始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以来，日本有90%的未婚男女有孤独感。

东京某婚姻代理机构客户经理山口表示，该公司刚推出在线约会服务，用户数就翻了一番。

统计数据表明，与朋友介绍、酒吧餐厅偶遇这种传统的方式相比，在线约会的匹配成功率高出了30%。

一家名为林克瓦尔的日本公司在疫情后创建了一个视频在线聊天服务，最多可邀请200人一起参加线上“派对”。

“在逆境之中，人们越发渴望陪伴。”公司的负责人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