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弄堂

王涵

老上海的大部分居民，都住在弄堂里。可以说，没有弄堂，就没有老上海。如今，上海到处高楼林立，充满现代化的气息，但还保留了一些能够代表上海文化的元素，弄堂就是其中之一。弄堂是老上海独一无二的象征。弄堂就是江南的命脉。从高空俯瞰这些间隔交错在现代建筑与老宅之间或小桥、堤岸、街道之间的弄堂，它们就像是一条纵横交织的记忆之线，把江南的昨天、今天都编织在了它的经纬之间。

上海的弄堂，也叫里弄。“五户为邻，五邻为里”。弄堂与南方的巷子、北方的胡同意思类似。上海的弄堂由连排的石库门建筑房子所构成，孕育了近代上海风情独具的弄堂文化。

“弄堂”，古时写作“弄唐”。“弄”有小巷的意思，是从五代十国开始使用的。明代祝允明在《前闻记》里写道:“今人呼屋下小巷为弄。”“唐”是古代朝堂前或宗庙门内的大路。这个汉字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中已出现。“唐”在古汉语中有多种含义。“大路”是其中的一种。《尔雅·释宫》给它下了“庙中之路谓之唐”的定义，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唐”作为“路”的这层意义，也渐渐地淡化。其实，“堂”的本义是对房间的称谓，与大路、小巷无甚关系，在近现代汉语中，“堂”与建筑学的联系，比“唐”更紧密些、更确切些，因为“堂”与“唐”谐音，“弄唐”就演化成了“弄堂”。

“弄堂”，是上海所独有的居民住处。它的出现和上海的历史背景有着深切的关联。《南京条约》的签订催生了上海弄堂的诞生。从1845年起，英、美、法、日相继在上海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先后建立了英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日租界，而老城区一带则为华界。

“弄堂”石库门住宅的大批兴建起于19世纪60年代。1860年以忠王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发动东进，攻克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宁波等苏南浙北城市，迫使数以万计的苏南、浙北难民进入上海租界避难，致使租界的人口急剧增加，住房问题日益突出。租界为接纳难民，动员商人投资住宅建设。为了充分利用土地，设计师将欧洲的联立式住宅同中国传统的三合院和四合院相结合，创造出这种中西合璧的新建筑样式的里弄住宅，即石库门建筑，大批难民得以安身。

仅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近2300万平方米的里弄房子在数年间就占据了上海滩的大块地皮，里弄的格局采用中式结构，欧式联排的方式，在一条纵轴上依次展开，前后排排伸展，上海最初的“小区”，就是这样如棋盘展开，确立了城市的格局。

我们可不要小看了旧上海的弄堂。很多名人聚集于此。上海许多弄堂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不少弄堂都记载一段令人难忘的红色历史。在思南路周边地区建造于1918年的老渔阳里和新渔阳里，可以说是典型的早期石库门里弄建筑。1920年的春天，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从北京迁回上海，入驻老渔阳里2号。这里成为共产主义火种点燃的地方。1920年8月22日，中国第一个共青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新渔阳里6号正式成立。新渔阳里6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摇篮之一。

在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的鲁迅故居，是一幢红砖红瓦的三层新式里弄住宅，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三年。邹韬奋住过万宜坊、何香凝住过复兴坊、沈钧儒住过桃源坊、傅雷住过安定坊。他们都使这些弄堂留下了有价值的文化的元素。吴昌硕住在山西北路457弄吉庆里12号，从1913年69岁时入住，直至1927年去世。这座石库门房子吸引了许多名人雅集，王一亭、陈师曾、张大千、潘天寿、刘海粟等都曾在这里向吴昌硕求教。吴昌硕在吉庆里办了一所不挂牌的中国画研究院。

因此，上海的许多弄堂，平淡有奇，值得随时去走走逛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