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女校 百年前的巾帼从这里走出

平民女校 本版图片 张龙 摄

平民女校

◆平民女校学员劳动工作用缝纫工具

当年平民女校的教员

◆当年平民女校的学员

◆杨绣丽

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42-44号），两扇朝南的大门，油漆斑驳，门上一对小小的铜狮衔着铜环。大门左上方挂着一个校牌，上面有几个柳楷大字——平民女校。

1922年2月10日，一所“确是为女子解放而办的第一个学校”开学了，一群留着短发的女子走进教室，她们不会知道，那一刻，她们也已经走进了历史的书写。

三间、两层、一客堂

校舍是“三间、两层、一客堂”的老式房子，正中客堂是上课、会客、吃饭的三用厅，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放在中央，周围有些小长条木凳，东边墙壁上挂了一块长方形黑板，东北角是一个简易的书架，这就是教室了。东厢房是手工作坊，供学生摇袜和缝纫用，楼上中间也是课堂，东边则是学生宿舍，摆着几张双层床，两边是老师的宿舍，另外亭子间、灶披间也住了学生。

这天，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走进了平民女学校的大门，女子十六七岁模样，留着一根大长辫子，一个学生模样的女生从里边出来询问，男生说明了来意，于是出来问话的女生便向屋内喊道：“张老师的妹妹来啦!”

这个张老师的妹妹就是钱希均，此时还不满17岁，和她一起的是她二哥，专程从浙江诸暨送她来上海的，她这个二哥应该就是钱之光，后来也参加了革命。

钱希均刚满月，就被送给一户并不怎么富裕的人家当童养媳，她的“丈夫”张秋人，在革命史上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张秋人参加革命后，对童养媳制度深恶痛绝，一直把她当作自己的妹妹看待。他没有与钱希均结婚，却对她的处境寄予深切的同情，处处关心她，这次趁着平民女校开学，将她化名张静介绍了进来。

喊声过处，几个同学热情地迎出来，有人拉起钱希均的手，有人接过她手上那床破棉被——这就是她唯一的行李了。她们热情地嘘寒问暖，无比亲热。

说话间，一行人穿过小天井，来到客堂，再将她领到楼上的宿舍，大家七手八脚，帮她安顿好床铺。这时，有人送来了烧饼，还有说有笑地作了自我介绍。钱希均有些不好意思说话，同学傅达平说道：“我们已从张老师那里听说了，你是他的妹妹，叫张静。”

说着话，她拉钱希均去剪头发。钱希均一则没有钱，二则舍不得长辫子，就说：“等以后再说吧。”傅达平看出她的心思，说：“我身上有点钱，足够你理发用的。”顿一顿，又说，“你看，我们都是短头发，多精神！”钱希均这时仔细一看，果然个个短发，她只得跟着傅达平去了理发店，那根长辫子“咔嚓”一声，一下子剪成了齐耳短发，于是她也成为人们口中的“过激党”的一分子了。

晚上，几个同学和她谈起学校的情况和各自的家乡、经历，有湖南的、浙江的、江苏的……好多都是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又说学校半工半读，学习很紧张，很少有这样闲谈的机会，今天晚上完全是为了欢迎你，才来了个例外。要不然，这会儿都已进入自修了。钱希均觉得学校的一切都是新鲜的、陌生的。

做工、念书、两不误

不几天，同学们就比较熟悉了，钱希均这时才知道，有两个同学是母女，都姓徐，母亲30多岁，眼角和额头已有了几道深深的皱纹，平时寡言少语，对同学们却很热情，总是耐心地开导和帮助大家。她的女儿才12岁，是年龄最小的同学，头发剪得齐刷刷的，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两个笑窝，常常用清脆的童音哼着歌曲，手舞足蹈，更显得天真活泼。

正如《女校缘起》一文所指出的，“年长失学的女子大概是前途无望的了。我们设立初等班，专为她们再辟一个求学的门径……为年长失学的女子设专班教授，务使于最短时间，灌输最多智识。”有个又瘦又黄的同学张怀德，一件衣服总是打着补丁，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钱希均记得，她总是微笑着，没有失望、没有灰心、没有倒退过，坚持着边学习，边做工，怀着争取自由、解放的理想，勇往直前。女校专“为无力求学的女子设工作部，替伊们介绍工作，使取得工资维持自己的生活。”李达还特地撰写文章阐明其支持“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主张，要求工作部的学生努力做到：“第一，须有刻苦耐劳之精神，切不可好逸恶劳，懒于操作。第二，须有严格自制的意志，切不可依赖他人或仰助学校。”

工作部分缝纫、织袜两个组，有十二部织袜铁机，六部缝纫机，学生自愿参加，除了上课、休息天，一般就是下午做工，每次五小时左右。“挣得的工资，可供自己生活、学习所需的费用。”由于摇袜机和缝纫机都是破旧的，常常一个下午也织不了几双袜子，缝不了两件衣服。特别是刚开始时，不少人既不会裁衣剪料，又不会用摇袜机，很是着急。

高级班的黄玉衡，和钱希均住一个房间，不仅帮助同学们复习功课，教低年级的同学写信，还教大家织袜子、做衣服，大家都调皮地叫她花姐姐，因为她脸上长着麻子。

学校又另外请了技术熟练的裁缝来教大家，可总有做坏的时候，如成衣组多用布料了，有时连领子布也没有了，还有把袖子上反的。做坏一件衣服，还要麻烦技术熟练的同学修补，由老师或工作部的负责人向顾客赔礼道歉，每次看着黄玉衡经常做这种修补和赔礼道歉的工作，做坏衣服的同学，自然着急难过。一次，一位同学把衣服做坏了，捧着那件做坏的衣服，嘴里不住地说：“这怎么办呢？”眼泪就掉下来了。

很快，大家掌握了织袜缝衣的技术，而且还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有时候，做衣服没有生意，袜子也卖不出去，伙食费都挣不来。有时候生意好，一个月每人还能挣过六七元钱。后来许多同学投入工人运动，坚持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与在平民女校的锻炼培养是分不开的。

听课、讲演、联络点

平民女校设置了讲演课，由教员和来此联络或开会的党员轮流讲演。据王会悟回忆，“讲的都是关系我们平民女子学校切身的问题，这一课别的女校是没有的，也可以说平民女校的特点了。”这些讲演，既关系平民女校切身的问题，必然也与社会学息息相关了，这或许也是陈独秀首倡的课程。

陈独秀、李达、张太雷、刘少奇、张秋人、恽代英、施存统、高语罕、陈望道、茅盾、沈泽民、邵力子、向警予等人都成为了学校的教员，他们常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揭示穷人特别是妇女几千年来受苦、受欺压的根本原因，热情地宣传苏联的十月革命，指出将来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将来的世界是人民大众的世界，并殷切地希望她们能为这一事业而努力奋斗，参加斗争的行列。

在教员中，教低级班语文的高君曼常梳着一头波浪形头发，擦着胭脂，涂着口红，还经常戴着一副耳环，夏天最爱穿蓝绿色半袖圆边上衣，配上一条大花绸的黑裙子，脚蹬一双半高跟皮鞋，站在人群中格外醒目，她这样讲究的穿戴，在学校是独一无二的，特别引人注目。

高君曼极有口才，语文课讲得有声有色，形象生动，除了教认字外，还广泛地联系自然、社会现象，解释夏天的雷声是阴电、阳电互相撞击而发出的响声，根本不存在什么天公雷神，又说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人们在劳动实践中慢慢认识的，像用来烧的煤，在人们没有认识它以前，只是一块无用的石头，而认识它以后，就用它来代替木柴烧火，做饭，取暖，发电……每次同学们听她讲课，都像听故事一样聚精会神。

平民女校也是党的一个联络点，全国各地来上海的进步人士和找党谈工作的同志，一般都是先到学校联系。当时党团的一些会议和党的领导，如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张秋人、刘少奇、恽代英等，做青年团工作的俞秀松，经常来这里开会或碰头商议问题。每到这时，学生就给他们放哨、警戒。

平民精神养成所

由陈独秀和李达创办的这所平民女学校，培养了王剑虹、王一知、丁玲、钱希君等一批追求独立、追求自由和真理的优秀的女性。女子教育的一扇窗户打开了，清新的空气透进来。早在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本志宣言》中，陈独秀就指出：“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并且希望他们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

为建立一个尊重女子人格和权利的理想的新社会，陈独秀认为应抛弃“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自己所想的，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他认为这个“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这个理想中的新时代新社会，不也正是创办平民女校的初衷嘛！

1922年3月5日出刊的《妇女声》推出“平民女校特刊号”，沈泽民在《我们为什么叫伊平民女校》一文中指出：“‘平民’是别于‘贵族’的意思，换一句话说，何以称作平民女校，因为第一，这是平民求学的地方。第二，这是有平民精神的女子养成所”，希望平民女校发达起来，“实现我们理想中所盼望的妇女运动之花。”1923年初，学校因经费拮据等原因停办。部分学生后来转入上海大学或上大附中学习。平民女校为党和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妇女干部，在妇女运动史上留下珍贵的一页。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已和中共二大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这个城市的地标之一。它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却成为历史大潮的一部分，推动着时代的进步。历史不会忘记，平民女校是丁玲、钱希均、王一知、秦德君等那个时代的女性，追求独立、自由和真理的起点；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一道红色的刻度，永远标记在那里——无论时代进程如何风云变幻，一道穿透历史的光束，已然融进每天升起在天际线的曦光，照在这座城市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