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雁寄情

叶国威

全球疫情蔓延至今尚没有平息，人们为了防疫，减少了非必要的活动和接触，大多宅在家里，用电脑、手机进行工作或与人交流。幸好先进的科技刚好赶得上这个时代的需求，文字、语音留言外，视讯聊天更是有声有影，虽不能肌肤相触，却似彼此就在身旁。我从前都觉得科技是冷冰冰的，然而如今像我这样在远方工作的游子，视讯反成了一种最好的安慰。所以科技的发展，若能与自然取得平衡，那绝对是人类的福音。

在这大疫中，我突然收到了几封早被伊妹儿、短讯轻松取代旷日费时的手写书信，原来有几位朋友在居家办公之际，回顾昔日写信寄信收信复信的乐趣，于是开始身体力行地倡导亲笔写信，把一笔一画，真实可触的温情寄到亲友的手中。这鱼雁往来不再实时，反增期待。不怕消失于云端，但也有它的风险。

像今年元月农历过年前，我一如往年贴上邮票寄出手写的贺年卡，其中三张要寄往新加坡的，竟阴差阳错送到马来西亚，在羁留三个多月后，再转寄回新加坡，那已是5月初的事。不过，幸运的是最终没有寄失。我和友人戏说：“这是神奇的事，如我们一同去了旅行，在卡上，有我有您的名字。因在疫情中人都不能随便跨越国门，一封邮件却戳记三地，是一个特殊时代的凭据，将来可以入博物馆了，因为实寄的信已得来不易。”

从前念大学时，家人朋友全都在香港，电话贵而不便，故写信便成了惯常的事。有一回我很兴奋地写了一张明信片，投入邮筒后几天才想起我没写地址，当然鱼入大海不复回，这算是一件乌龙事。那年也许是受到中文系环境的影响，我忽然萌生了一个执念，即便书法拙劣，写信给谁都坚持用毛笔书写，后来还在安徽泾县订了两千多张个人专用宣纸信笺。

由于我当时对写信的格式规矩未曾深究，有一次，写信给我的老师汪中先生，汪先生复信时指出了我一些错误：“君重贤契友足下：顷接月初三惠书，学与年进，甚为欣然。惟我辈传统应用文书信，晚生与长辈上书，皆必用大名（即学校证件、身份证之名），写与平辈与晚辈乃书别号或斋馆，今人多不省此，来书函中书国威，结尾署名君重，如君重是字，乃不当也。足下好古，热爱古文物而尊敬长者，此种古道已甚难得，仆亦爱之，故絮絮之如此。”之后我便非常注意书信的一些规矩，如今每念到这一封信，都对先生心怀感激。

在中国，传统书信确有它的规则，如折信，内容不能向内折，收信人名字要露出来，因为向内折是报凶。若遇父母亲人之丧，只能用蓝色的信纸信封，如要施印也得用蓝色。写中式信封时，中路红框内写收信人姓名称谓，在右边写收信人的地址时更不可高于红框中所写的人名。左下写邮寄人地址及姓名，或写“某”缄。在20多年前我曾在邮局遇到一位青年，他对着一个信封手足无措，原来真有人不会正确书写信封。

这些年来，我曾有幸和许多学人长辈有书信来住，他们对晚辈行文用辞，不管是文言或是白话都分外客气和谦牧。在信中开头永远称我“国威、君重吾弟”。自署“志清”的人是夏先生，来函每必呼我“老弟”、自称“小兄”的是周策纵先生。又两先生在信后必以公元写下年月日，他们会这样，想是为省得后人为书信书写的年月日作考据，因为很多时不是信封丢了，就是邮戳看不清。如夏先生晚年为整理张爱玲给他的信时就花了很大的精神，因为他为省地方早把信封都丢了，而张爱玲偏又在信上只写月日。有一次我收到吴小如先生的来信，他竟称我为兄，在惶恐间回先生一信，未想小如先生又即复一信言：“昔年鲁迅知堂两位老辈称弟子或青年学子皆‘兄’之，仆何人斯！幸足下勿过谦耳！”

陈梦家先生也有一则书信的逸事，有一次闻一多先生写信给他，称他“梦家吾弟”，梦家先生回信时竟称“一多吾兄”，后被一多先生回信训斥了一顿。确实，一多先生是梦家先生的“老师”，怎么也不能以“兄”称之。中国人守礼，应讲的辈分是绝不能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