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望阳和《小癞痢》

郑开慧

偶尔翻阅旧报，读到一篇作家袁鹰采访记，其中有一段记叙1938年春因为抗日战争爆发，12岁的袁鹰随父亲举家从杭州来到上海就读小学的故事。这所小学就在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典当弄内，教师只有她及儿子二人，学生大多为弄堂里向的小囡”，“天井做操场，亭子间当教务处，房子小，却拼命招揽生意，以致六个学生合用一张桌子”。正是这篇文章使我想起了另一位作家，也勾起了我对上海弄堂的许多红色记忆。他，就是曾任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的钟望阳（1910—1984），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上海文艺界，几乎无人不知。原籍江苏吴江的他，早年在上海担任小学教师，1932年加入“左联”，1933年与周钢鸣等人组织海燕文艺社，后与叶紫等成立无名文艺社，并在《无名文艺》发表第一篇作品《雪人》。1935年为上海沪东区救亡运动组织者之一，1937年参加抗日救亡协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像本文开头所说，早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上海有许多“弄堂小学”。钟望阳在上海虹口普志里创办的普志小学就是这样一所“弄堂小学”。所谓校舍，实际上仅是两小套联结在一起的石库门住宅，其中三个大房间用作教室，尚有一个大房间租给几个文学青年作者作为集体宿舍；已故儿童文学作家贺宜当时就曾在这里住宿过。根据贺宜的回忆，全校教职员工不过四个人：钟望阳、他的妻子以及他的父亲，再加一个女教师。白天这里是孩子们的天地，晚上是工人夜校，星期六和星期日是工人歌咏团和读书会的活动时间。说白了，其实就是一个从事进步社会活动的“据点”。经常来这里辅导歌咏的有后来大名鼎鼎的音乐家吕骥（我国新音乐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曾荣获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参加读书会的则有林淡秋（曾任“左联”组织部长、浙江省文联主席）、林娜（司马文森）和钟望阳等。

抗战时期，上海沦为“孤岛”，钟望阳曾先后用苏苏、杜也牧、陈雷、白兮等笔名，发表了《小河流浪记》《小顽童》《小捣蛋》《小癞痢》《新木偶奇遇记》等16部中长篇童话、小说，以此宣传抗战，揭露敌伪侵略罪行、歌颂人民勇敢抗敌。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要数长篇儿童小说《小癞痢》和长篇童话《新木偶奇遇记》。

《小癞痢》是1938年出版的。最初发表在《译报》的《儿童周刊》上，后来成书出版，秘密发行。巴人（王任叔）为其作序，盛赞曰：“小瘌痢是从穷苦中生长的，他顽皮而且强硬，他抱着颗富于正义的心。他憨直而且勇敢、好胜，却又不愿意机诈取胜，这是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一个典型的孩子。我爱他，比爱自己的孩子更爱。”实际上，有过上海生活经验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小瘌痢”无论言语谈吐，还是行为习惯，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上海弄堂儿童的特色。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作者长时期在上海“弄堂小学”担任教师的经历。

1941年上海沦陷后，钟望阳辗转来到淮南解放区《淮南日报》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转到新四军保卫部工作，创作儿童小说《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如今80岁以上的人可能还记得《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因为它曾经在1950年由新华书店出版发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儿童小说。

1976年后钟望阳出任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虽然他早在1952年便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担任过《上海文艺》副主编，但因为从不在人面前炫耀自己，因此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位作家，而且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儿童文学作家。除了儿童文学界的老同志，现在的年轻人已很少有人知道钟望阳同志，更别说“苏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