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啊在戏曲

胡晓军

第一次见到刘厚生先生时，他已经很老了。稀疏的白发，枯瘦的颈项，佝偻的脊梁，尤其是端坐不动、双目微合的样子。那是上海京剧院建院五十周年，他应邀从北京来，当晚看戏，次日上午开会。我以为他累了，就低声问他是否要回房休息一会儿。他摆手说不累，正仔细听大家的发言。中午吃饭同桌，他对我说，这是他节省精力的一个方法和习惯。厚生先生离休后持续工作数十年，看戏开会演讲笔耕，一直保持良好状态，与此大有关联。当面对镜头，他便双眸炯炯，对周边的干扰充耳不闻；当话筒在手，他即侃侃而谈，语调平静，但在一口纯粹且极少口误的普通话中，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丰厚的阅历、渊博的学识、清晰的思路和辩证的思维。

他先赞扬上海京剧近年来在新编历史剧的成果，随后提出要多挖、多练、多演折子戏，因为后者最能见功夫，最能保传统，最便于常规的演出、最受到观众的喜爱。他也常讲一些大道理和老规矩，像“辩证唯物”“二为双百”和“三并举”；他讲得最多的还是戏，从剧本到题材，从演员到剧团……他谈得很细，指出其在剧种的历史、现实中所处的方位；谈得很宽，举出大量类似或相反的编导、表演、剧团、剧种的例子；谈得很实，提出许多关于行政、管理、技艺、教学方面的建议。

他是一个内热外温的人，所以有时会显于形色。他为自己的戏曲文集起名，居然用了咏叹调一般的“我的心啊在戏曲”，还把出处，即英国诗人彭斯的《我的心啊在高原》统统抄进了序里，说“戏曲就是我心中的高原”。论文可以叙写历史、现实和思想，却难以抒写情感、意绪与心境，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诗置了顶。

他也熟悉和喜爱话剧——中国的、西方的。这很正常，因为话剧剧务、演员、编导是他最早的艺术履历。但他更熟悉和喜爱戏曲，在他的言语和文字里，极少有冷僻、深奥的词汇、句式。他曾对生词遍地、洋文满天的现象表示过微妙的不满，说“有点道理”但“有点唬人”。能用母语说清的事，何必一味搬运外来，尤其对土生土长的戏曲，若不注意，任其泛滥，可能出现负面影响。

最后一次见到厚生先生时，他无疑更老了。那是一个长三角地区的戏曲节，先是简短的开幕式，接着是一场传统折子戏汇演。我迟到了，只得寻个二楼后排的空位坐下。我知戏曲节有惠民票，大致就在这个区域。厚生先生已在台上了，空旷的台上除了婀娜的女主持人，只有他一个人。这显得他的人更小了、腰更弯了，尽管口齿依然清晰、思路依然敏捷，我却略感不安，主要不为他的身体，而是这个场合。

折子戏开演了，有扬剧、淮剧、越剧、甬剧还有沪剧，名角荟萃，流派纷呈。大家看得专注、听得凝神，不时大声喝彩。尤其那个老头，声若洪钟，他的叫好是全场最多和最响的。

时间和身体严重地限制了他。不过只要受了邀请，只要状态允许，不计较场合，不在意对象，他都去看、去评、去讲。求出名？这是不可能的，戏曲式微久矣，演员大多藉藉，学者更是寂寂；想露面？也是不可能的，没有人会躬着近九十度的腰、忍着随时会发作的病去行远路、出风头；为钱财？更是不可能的。第一次见面时，我送上了几百元专家费，他爽快地签了字，插进了旧西装。几年后，我听说了他向汶川地震灾区捐款一万五千元的消息。最后一次见他，几年后，又听说了他把五十万元的积蓄，赠予了他曾工作过的戏剧公益组织。

正是——

当年之梦以身酬，即作躬行近百秋。/千剑观来知气象，三思遣去助筹谋。/艺坛有道勤参理，剧海无涯乐作舟。/我的心啊在戏曲，后生谓我复何求。

“一定不能忘记给观众鞠躬致谢”，请看明日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