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称呼

□朱正安

我国是个礼仪之邦，亲属之间的称呼长幼有序，尊卑分明，来不得半点马虎。社交场合就很难说了，称呼是随着年龄、时代、彼此关系等等的变化而改变的。比如小时候的闰土，叫鲁迅“迅哥儿”，二十年后却叫他“老爷”。不变的也有，一般是外号和小名，比如我的一个球友，仪表堂堂，工作体面，篮球水平全县出类拔萃，就因小时候被起了个小猪猡的外号，结果被人家叫了一辈子小猪猡，冤不冤？

所幸我小时候没有外号，所以街坊邻居，无论大人发小，都叫我正安，挺温馨的。进了学校，除了几个同学加发小仍然叫我正安以外，老师与同学都叫我朱正安。这称呼，好似少了点温情，可因是相互之间都这么叫的，就显得很平等友爱，所以时隔半个世纪后，老同学聚会，依然是指名道姓，竟如回到了那个风华正茂亲密无间的岁月。

别看乡下人读书不多，传统文化却根深蒂固，我插队的地方，队里大多数人都有个不雅的外号——大头、小和尚、老母鸡、座山雕……可在正式场合，如婚丧嫁娶、亲友往来，都会自觉规避外号，叫名不带姓，亲如一家人。对我也一样，正安正安地唤，听了暖心。年长的还要客气，叫我正安弟，我也就伯伯叔叔姆妈婶婶地叫他们，彼此之间便亲近了许多。

因为我下乡时间长，所以去大西北参加工作当学徒时，已是二十七八岁的老小伙子了。班里有好几个职工比我年纪小，可是身份放在那里，人家参加工作比我早，我就得师傅长师傅短地奉承人家，人家也就小朱啥小朱啥地使唤我，说实话，心里是很别扭的。诡异的是，我当工人没几年，我所在企业率先实施干部“三化”（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政策，我这个“老三届”小工人一下子就成了“长”，“小朱”也就成了“朱某长”了，后来因工作调整，担任过副总师一级的职务，因此又被叫做“朱总”。说真的，不是我清高，对这种称呼，我一直是不太欢喜的。原因是我资历浅，一下子给我如此殊荣和地位，总有点暴发户的味道，心里不安；而且我的志向是当作家，就怕被我并不喜欢的工作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拖累，葬送了我的“鸿鹄之志”。后来，在因年纪问题卸职赋闲的那三年里，同事工友还是习惯性地叫我“朱某长”“朱总”，心里就更加酸溜溜的，唯恐避之不及。

最后我在文学创作方面发展得如何，大家一看我这生疏的名字就心知肚明了。可是年纪大，资格老，许多文学青年还得叫我一声朱老师。一开始听着这称呼还蛮受用的，后来发现人家佳作迭出，便自愧弗如，渐渐地，一听到有人叫我朱老师，就心跳加剧，简直无地自容。

退休回沪，卜居松江，小区里的人来自天南地北，互不相识，可是每天出出进进，低头不见抬头见，总不能一点礼貌也没有吧，于是你“哎”我一声，我“哎”他一声，再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了。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也曾混得还凑合的，一下子隐姓埋名，变成了个“哎”，就有一种被冷落的滋味，挺失落的。好在外孙出生了，牙牙学语了，蹒跚学步了，于是，我就与跟我外孙年纪相仿、经常在一起玩的那几个小孩的祖父母、外公外婆相互结识了。如今小孩金贵，我们这些退了休的老人都是弱势群体，所以双方无须知道对方姓甚名谁，更不必打听其来龙去脉，我们之间的称呼也就都在孙辈小名或爱称之后，加上爷爷或奶奶二字。我外孙小名登登，这十一年来，我在小区的称呼或者说身份就是“登登爷爷”。

老人们聚在一起，少不了有叹岁月之匆匆，哀风光之不再之类的议论，其中就有人发牢骚说，人一老就不值钱啦，连自己的真名实姓都丢了，人家只晓得你是谁谁爷爷谁谁奶奶啦……虽然此类言谈是带着调侃口气说出来的，但还是能听出其中的悲悯和无奈。

说实话，我不敢苟同，我就觉得“登登爷爷”这个称呼，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动听最焐心的称呼。听着这称呼，我就好像有了一种归宿感和成就感，心里轻松得很；听着这称呼，我就有一种尽享天伦之乐的快感，觉得无比幸福；听着这称呼，我就……总而言之吧，我就喜欢“登登爷爷”这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