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头”琐忆

吕怡然

1968年冬，只因非市区户口，我们这群复兴中学“六七届毕业生”被集体分派到宝山县刘行公社（今为顾村镇所辖）插队务农。被领进为知青搭建的小小简屋里，生产队长介绍配备的家什用具时，特地告知：“喇叭头”也装好了。

这被唤作“喇叭头”的农村有线广播终端，不仅进入农民每家每户，大田里也有安在水泥杆上的高音喇叭，每天黎明伴随着鸡鸣开播，晚间八点半“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结束后静音。来自从中央到公社的声音，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闻。当时怎么也没料到，自己和“喇叭头”会结下不解之缘。

翌年“三夏”时节，生产队大田插秧完毕，还剩下一堆备用秧苗，弃之可惜，于是众人就到一块原打算抛荒的低洼田去翻耕，一齐去小河里挑水，硬是将其变成一块稻田，插上秧苗。我一边担水，一边为大家的劲头所感动，于是当晚就写了一篇稿子，记下这则“学大寨见行动”的新闻故事，托每天清晨前去刘行镇上喝茶的老伯捎去公社广播站。隔日，“喇叭头”里就播报了我的“处女作”，老乡们听到自己的“好人好事”被广播了，都很高兴。

从此，我就成了“土记者”——广播站的通讯员，报道所在的张家宅生产队及其所属归王大队的新闻。或许是因为认真、称职吧，在参加公社“土记者学习班”后被“借用”，暂别三四年来挑粪、罱泥、挖河、摇船、养猪挣工分的日子，转身为“喇叭头里的人”。当然，“知青农民”的身份不可能改变。

公社广播站除了转播中央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上海电台对农村广播节目和县广播站的节目外，还自办新闻节目，每天20至30分钟，也是有头有尾像模像样的。站长张进兴是退伍军人，干练勤恳，严谨认真。他列席公社领导的各种工作会议，回来传达并据此寻找新闻线索，商量如何报道。而我当上“一线记者”，跟着领导去各村各队，采写“生产大检查”“抗旱排涝”“三夏”“三抢”“三秋”以及“学大寨”“学政治”等等田间或村寨现场会的新闻，写成稿子后当日傍晚就在广播里报道。有时获得线索，要采访典型人物、典型事迹，采制录音报道，我就用自行车驮着录音机，在崎岖的乡间小道上一阵颠簸，去录下音响素材。那时的磁带录音机，约莫如今的两只家用电饭煲那么大，笨重不说，还需要接电源、插带线话筒。但当时录音机可是稀罕物品哦，无论去哪里，都会招来围观，大人小孩嚷嚷着“喇叭头里的人来了”，聚集过来看“西洋镜”。

“喇叭头”里的人“土”归“土”，却也“采编播通吃”，不仅要自采新闻报道，还要修改各方“土记者”的来稿，编排成新闻节目，然后又充当“播音员”，男女声混播。我被“赶鸭子上架”，破嗓子加上不伦不类的沪语方言，每天像煞有介事地“播音”：“刘行公社广播站，新闻节目现在开始……”遇到重要节日、重大活动，我们还会制作一些“特别节目”，诸如配乐散文、诗朗诵之类，忙得不亦乐乎。另外还要组织“土记者”队伍，开展新闻业务培训，正儿八经地不输给正规的广播电台。当然，还有两名技术维护人员以及一支维修员团队，保障广播设备和遍布田野阡陌与千家万户的“喇叭头”响亮发声。

广播站清晨开播，晚间关机，遇到突发事件或不测气候，还会临时开机播音，所以需要有人全天候在岗。那些年，我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且就住在站里，所以自告奋勇早晚值班。冬季怕冷，更怕夜长睡过头，就干脆在“温室”里席地而卧——那时哪有空调啊，只不过是数台大型电子管扩音设备运行而散发热量的机房。多少年后才惊觉而后怕，自己无故遭受了多少电磁波射线侵袭啊！

全天候值守，多次遇到晚间甚至午夜发生台风暴雨、天寒地冻突然降临的状况。公社党委书记王禹欣匆匆赶来，要求立即开机做防灾抗灾紧急动员。我每次都边打开扩音设备预热，边找出相关的“语录”，建议书记在广播讲话开头时先读一段“最高指示”。够尽职、够虔诚吧！

回想起来，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不说电视机，即便报纸和收音机也十分鲜见，因此，“喇叭头”几乎是农民唯一接触的大众传媒，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威，不仅广播里说的人们都信，而且“喇叭头”还兼有“闹钟”功能，作息起居、出工收工往往都踩着广播的节点。我离开广播站后，同样是“借用”的陈行大队女知青王萍还坚守了好几年，多年后重逢，听她回忆她的一桩囧事：有一次她睡梦中看错时间，清晨4点钟就开响了广播，还浑然不知，及至天亮拎着热水瓶去镇上老虎灶打开水，听几个老乡骂骂咧咧：今朝“喇叭头”响得噶早，害得伲急匆匆爬起来，跑到茶馆的辰光还不到5点钟！……怕被认出她就是“喇叭头”里的人，开水也顾不上泡了，转身落荒而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