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帽子中学

王士斐

1974年1月，我结束了上师大师资培训后，去偏远的东乡一隅。那是一所仅有八个班的乡村小学校，小学六个班，上设初一初二两个班。当时称这类学校为戴帽子中学，即在小学的头上再戴上初中的帽子。那是“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的一大举措，目的为了普及初中教育，便于农民子弟就近上初中。

我去时，这所学校正暴发肝炎，许多人都怕染上，可我却并不怕，事在人为么。况且我倒是喜欢“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克鲁普斯卡娅是坐着马车去西伯利亚乡村小学的，沿途是无垠的荒凉，但有野草鲜花相伴。我是一个人背着行李，从偷鸭溇步行十来里到学校的。走在冬日的田埂上，周围是白茫茫的田畴，很是冷漠。憧憬着新的教育生涯，浑身上下开始热乎起来。

学校南面是一条宁静清澈的小河，把学校围成一个直角，一座小桥由北向南直通五四农场。学校有三棣校舍，前面两棣是初中教室、老师办公室和食堂、宿舍。后面是一棣老旧的小瓦房，有狭小的小学教室，有女宿舍和家属宿舍。前后校舍的中间是一个篮球场。一切都很简陋，一切又很整洁。

这里吃住不愁，生活简单而有序。夜里，这里万籁俱寂，前后宿舍透着些许灯光，其余除了远处农户微弱的灯影，便是漆黑的夜色，还有闪烁着繁星的天河，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祥和。

我担任两个初中班的语文和历史教学，兼任班主任和政治辅导员。上课只要没有吵闹，学生只要能认真听课，那就是上上大吉了。虽然三团港河东破落的小镇上有一个出名的“皮大王”是我班上的学生，但也兴不起大浪。

小学校的课余生活是很单调的，为了丰富生活，我组织班上的几个“早发头”学生打篮球。从传球、运球、投篮、跑三大步练起，一直练到打配合，大家玩得热火朝天。于是我又联系农场学校搞友谊赛。我人矮胖，也不是打球的料，但在那里，我却是猴子称王，比赛中起到组织调动的作用。紧张的比赛引起全校的轰动，大家呐喊着、欢呼着、叹息着……本来没有声息的小学校的操场上大家奔跑着，跳跃着，噪动着，充满了勃勃生机。附近的时髦青年也会在工余暇时赶来学校打球。之后村里的年轻人也时常来打球。

而至今仍值得纪念和肯定的是，我们这所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在当时还真办出了一些特色，那便是小学的“三算”教学。所谓“三算”就是心算口算珠算“三算合一”。虽然“三算”自古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但把它正儿八经地引进课堂，应该说是一种全新的教学尝试。每天早上只要走过小学课堂都会听到阵阵清脆急促的算盘声，小手在算盘上飞舞，速度和正确率着实令人佩服。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学校如同门前的小河，本来波纹不兴，从此激起了阵阵涟漪，常常会引来许多学习参观的老师和领导，本县的、外县的。这本来与我无关，但写欢迎标语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的身上。

在这样的小学校里，老师们都很有本领，十二三个人一般都兼任多科，像医院里的全科医生，什么病都能治。音体美基本上是兼任的，大家也很好商量，都很团结。陈林芳是教语文的，也兼教音乐。徐根教体育和数学，兼任总务。薛维康是六七届高中生，他兼教初中数理，他很能干又很热情，会理发，无偿为大家服务。他自学了针灸，一些小毛病经他扎上几针，竟有立竿见影的奇效。

当然最值得称颂的是我们的炊事员陈桂香，他是位老党员，五十来多岁了，他不仅给我们烧饭烧水，还要捯饬学校周围的土地，东面种上山芋，南面种上豆类，西面则精耕细作种上各种蔬菜豆类。一年四季，逢熟吃熟，其乐无穷。他特别地讲究卫生，无论是厨房还是宿舍都整理得一干二净。他衣着整洁，身上从来看不到炊事员常有的油腻状。烧出的菜肴色香味俱佳，一菜一汤，荤素搭配。青菜打底盖上红烧肉，或者盖上碎肉饼，土豆烧咸肉，黄豆焖猪蹄，同时配上一碗诸如粉丝碎肉汤，酸菜豆瓣之类的特别爽口的汤。由于老陈的克勤克俭，我们的伙食费每月只需三五元。我们会常常讲些笑料令人忍俊不禁。我们的午饭便成了大家说笑的天地。

戴帽子中学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回想起来，同事们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好生动，好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