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收官，看“招生文学”零的突破

◆郜元宝

在上海作家中，张生比较低调，也比较善于自我解嘲。他自称“五角场作家”，无意博取全国影响。更因托身高校，不常行走文坛，故不免给人以自甘沉寂的印象。其实这并不妨碍他暗暗用力，坚守自己的文学追求。

自从恢复高考以来，考生和家长在笔试之后就一直千方百计想拿到理想的录取通知书，各高校每逢招生季也都使尽浑身解数，派员分赴各地大肆宣传，尽量让成绩最好的考生入吾彀中。退而求其次，也要竭力争取本校录取的考生尽可能占据各地考生分数线的靠前位置。这固然是为国抡才，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但也是为了宣传各高校综合或专业的优势，通过招生来助力学校的排名与未来的发展。

正因为家长考生与各高校均高度重视，每年招生录取就不啻没有硝烟的战争。然而像投档线、填志愿、招生宣传、见面会等实际操作都是短时间内完成，具有封闭性、专业性、一过性的特点，因此在整个高考录取过程中反而不太为全社会所关注。小说家们涉及高考的叙事，通常总是家长们如何鼓励子女好好读书，如何节衣缩食倾其所有为子女营造最佳学习与生活环境，老师同学们如何在学校这块方寸之地夜以继日争分夺秒，以及社会、家庭、学校、师生和同学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摩擦，而到了笔试结束，课本作业撕完，就完事大吉，这以后直至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前的招生投档环节会掀起怎样的波澜，则往往被忽略。张生自己多次赴外地宣传招生，这方面经验丰富，感触良多，他从这个通常被小说家同行们忽略的关键环节切入，就意外地取得了“招生文学”零的突破。

当代文学史上的“题材决定论”固然是不足取的创作方法，因为作家们只知靠“题材”取胜，而不知“题材”须融入创作主体的独特情思，但反对“题材决定论”的后果也会诱导作者们失去对“题材”应有的敏感，以至于找不到最佳写作材料。《投档线》则不然，它既抓住小说家们理应关心而实际上却一直忽略的招生环节，弥补了题材空白，同时又写出作者对这个特殊环节的抵近观察与深入思考。

《投档线》貌似坚持作者过去习惯的“流水账式”叙事，严格遵循物理的时间顺序，盈科以进，巨细无遗，极尽“话痨”之能事，但暗中也颇见其剪裁的用心。

比如小说避开新世纪以来大多数作家钟爱的都市（至少二三线城市），将场景放置于敦煌。敦煌固然有其封闭性和边地感，但毕竟又是旅游胜地和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名城，具有其他城市无法比肩的别一种世界性与全球性。

又如《投档线》多写易于把握的小场景，并善于忙里偷闲，在招生主线之外，从容不迫地描写“德华大学”两位招生大员“老张”与“李果”如何在校友“曹总”的招待午宴上谈笑风生，如何让曹总的司机驱车数十公里去探访“阳关镇”家庭困难的考生。这些小场景小故事都写得颇有趣味，极大地丰富了主线的铺排。同时遇到类似多家名校在有些虚构和夸张成分的敦煌市“阳关中学”互相斗法、激烈比拼的大场面，作者也能迎难而上，且颇多斩获。

化整为零，避重就轻，舍大就小，舍近求远，这些都是《投档线》在整体构思与场面描写上值得读者留意的匠心独运之处。

小说在各高校为了招生而展开激烈竞争的主线叙述的间隙，频频追溯这些学校的历史，品评其现状。张生在这方面积累有年，他的大量散文随笔都针对中国高校尤其文史哲院系历史沿革而发，《投档线》吐露的仅是冰山一角。小说并不刻意炫耀作者在大学研究领域的心得，但有没有这方面的蕴蓄，区别很大。厚积薄发，方能应付裕如。在小说叙事中遭遇绕不过去的知识性问题，切忌临时抱佛脚，现学现卖，那样难免露出马脚，失掉读者的信任。

《投档线》最大的看点，或许还是老张/李果一而二、二而一的角色设置，他们彼此都是对方的镜像，看与被看，犹如双手互博。小说的重心与其说是写招生，倒不如说是写颇有沧桑之感的老张与“青椒”李果借一同出差公干的机会，相互审视。小说叙事所呈现的内部风景远胜于师徒二人目光所及的外部风景，整个叙事过程因此也就充满反讽与自嘲。

一师一生（或一主一仆）的结构模式在中外文学史上司空惯见，但要像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狄德罗《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或中国传统戏剧中的“二丑艺术”那样驾驭娴熟，也并非易事，而《投档线》的可贵也就在于此。

不仅老张/李果全过程的“看与被看”不断拓展（或抹消）招生叙事的意义，隐含作者还以客观全知视角俯瞰实际讲述者李果的局限性视点，这就在既热闹非凡又充满戏谑的叙述过程中淡淡地洒泻着存在主义式的迷惘、孤独、疏离与虚无之感。

张生过去受“南京青年作家群”影响，难免落笔就被一根筋的情绪基调操控，陷入单一封闭的“小说腔”。十余年来，张生埋头中西哲学研究，近年来更坚持创作以“法国理论”冠名的系列随笔。成败利钝暂且不论，但无疑有益于将其笔法从当下多数作者无力摆脱的魔咒式“小说腔”泥塘拯救出来，打破小说/随笔的间隔，在小说这个看似日益丧失自由度的文体中继续争取“自由说话”的空间。抛开张生偏爱的《赫索格》《拉格泰姆时代》《人类的语言》《舞舞舞》等外国文学不论，《投档线》也颇能使老派文学读者们想见“创造社”小说家郁达夫那种看似荏弱单薄实则简劲严明的骨力。直抒胸臆，不管文体，方能拓展小说语言与精神的边界。

要说有什么遗憾，可能还是未能于热闹诙谐的写实中，进一步引出主体更深的启悟。全书写实有余，空灵不足。卒章显其志，其志却仅限于“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之类的套话，以及各校为招生而激烈争夺的无意义。这都影响了老张与李果二人不断自嘲与互嘲所应抵达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