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收藏趣味，决定了香港故宫首展之“皇家收藏”精选

◆徐佳和

历经4年筹划的中国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已于近日正式开放。故宫博物院联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的7项开幕展览也同时呈现。展出的是从故宫博物院藏品中甄选出来的逾900件藏品，堪称“皇家收藏精选”。

从绘画、青铜器，到织绣、古代建筑等，展出的藏品横跨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此中引起轰动的重中之重便是“国之瑰宝：故宫博物院藏晋唐宋元书画”，汇聚35件远至唐宋时期的书画经典名作，其中包括有（传）顾恺之《洛神赋图》（北宋摹本）、南宋（传）赵伯驹《江山秋色图卷》（南宋，十二世纪）、唐（传）虞世南《行书摹兰亭序帖卷》、北宋米芾《行书研山铭卷》、北宋赵佶《雪江归棹图卷》《楷书夏日诗帖》、宋赵孟頫《人骑图》卷、南宋李嵩《花篮图》、清郎世宁《狮子玉》等名作。细细看来，这些传世艺术珍品皆为清代大型著录文献《石渠宝笈》所记录在案的作品。

《石渠宝笈》自乾隆开始编撰，从初编到续编，在乾隆初年完成，三编主要是在乾隆晚年，后续则由嘉庆完成。“石渠”典出《汉书》，是汉代皇家收藏宝库的地名，“宝笈”是皇家的账本，组合在一起意为“皇家收藏宝藏的账本”。皇家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历来属于“图书”也即“典籍”范畴。古代典籍曾是手书，后虽可以印制，但先贤手书自属典籍；绘画既包括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地图，又有很多出于历代贤者贵胄之手，更曾作为重大政治事件与人物活动的图像资料，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影像，故书画在古代收藏领域，是仅次于权力象征的礼器玺印之外的国之重宝。

在历经康熙、雍正的苦心经营后，乾隆时期国势强盛，国运昌隆，让这位皇帝有了搞文艺的资本。《石渠宝笈》体现乾隆对传统文化的爱好与推崇，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在谈到续编《石渠宝笈》的用意时，他特别强调，这些书画不是玩赏的对象，而是教导百姓的教科书。“是岂可与寻常墨迹相提并论，以为几暇遣玩之具哉？”无论是组织编修《四库全书》，还是《石渠宝笈》，乾隆都是为了巩固文化传统，为子孙统治的长治久安而考虑。他凭借其对文艺所特有的热好，构建起了清宫文物收藏的庞大体系，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开创了北宋以来皇家收藏的又一鼎盛期。当时帮助乾隆编撰《石渠宝笈》的都是著名学者、专家，他们对古代书画的甄别筛选标准都是比较高的。

以《洛神赋图》为例，这是画家顾恺之读了三国时期曹植写的《洛神赋》有感而画的一幅经典名画。曹植借美丽的洛神抒发了自己爱而不得的伤感情怀，其中也暗含了他宫斗失败且无法改变现状的失落之感。《洛神赋图》开创了中国传统绘画长卷的先河，虽为宋代摹本，但它较为完整地保留了顾恺之的若干艺术特点和魏晋六朝时期的画风，多幅画面表现一个完整故事情节，类似于连环画册。宋徽宗的《雪江归棹图卷》是其存世的唯一一幅山水画作，历来被认为是其亲笔，徽宗题写的“雪江归棹”似是“归赵”的谐音。在他绘制该卷之时，的确有大片国土“归赵”：崇宁至大观年间（1102—1110年），辽金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徽宗利用这个时机在西北、西南扩充了疆域、巩固了边远地区的地方政权，在短短的6年里连续恢复和设置了10个州，出现了北宋后期极少有的国土扩充的现象。联系画家绘制该图的历史背景，可以说，这是宋徽宗在得意之时的得意之作。

事实上，艺术史是非但体现艺术家，同样也体现收藏家的趣味、意志与观念的一段历史。一件艺术品达到能揭示人类发展、成长过程的层面，就已经上升为文化遗产的境界了，与普通的艺术品不再同日而语。《石渠宝笈》收录了清廷内府最鼎盛时期所珍藏的最为珍贵的历代书画精品，编撰于盛世，是中国古老文化传承到今天的集大成者，其背后是文化元素、血脉与传承，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此次中国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展出的古代书画之重要性，就能理解故宫博物院希冀着珍贵文物能让香港与内地的文化血脉更加相融的一番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