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呐喊”

朱少伟

不久前，“夜光杯”发表《淮海坊59号》，生动记述巴金居住淮海坊59号期间取得了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由此想起，“八一三”事变后，他还曾在这里发出烽火中的“呐喊”。

1937年7月，巴金搬入上海霞飞路霞飞坊（后称淮海坊，今淮海中路927弄）59号。卢沟桥事变后，他密切关注华北地区的局势，于7月20日写下《只有抗战这一条路》，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了。这就是抗战!”此后，他又担任在沪创刊的《救亡日报》编委。

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巴金与茅盾等为了支持淞沪会战，积极汇聚上海文化界之力，着手筹办一份适应战时需要的文艺刊物。他的《谈〈春〉》回忆：“淞沪抗日战争爆发，我又把小说放在一边，和朋友们一起办《呐喊》《烽火》。”

8月25日，《呐喊》周刊在隆隆炮声中问世。该刊系32开本，仅16页，无专门封面，首页印着刊名和目录，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杂志公司、开明书店、立报馆（旋又增加五洲书报社、生活书店）代售。创刊号发刊词申明：“沪战发生，文学、文丛、中流、译文等四刊物暂时不能出版，四社同人当此非常时期，思竭绵薄，为我前方忠勇之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爰集群力，合组此小小刊物”“本刊排印纸张等经费皆同人自筹，编辑写稿，咸尽义务”。

在同期，茅盾的创刊献词《站上各自的岗位》指出：“我们一向从事于文化工作，在民族总动员的今日，我们应做的事也还是离不了文化——不过是和民族独立自由的神圣战争紧紧地配合起来的文化工作。我们的武器是一支笔”；巴金的《一点感想》表示：“我们为着争我们民族的生存虽至粉身碎骨，我们也不会灭亡，因为我们还活在我们民族的生命里”；萧乾的《不会扳枪的干什么好》呼吁：“每个人都要，也都应该做事。如今，难民并未救完——还多着呢。我们不能任他们在街头挨饿受冻”。此外，郑振铎、王统照、靳以、黎烈文、黄源、胡风也纷纷撰文，作者阵容很强大。

8月29日，《呐喊》周刊第二期出版，销量比较大。不料，上海租界当局在日军压力之下，禁止该刊印行。巴金与茅盾等经过商量，果断将它更名为《烽火》周刊，重新作登记，于9月5日继续在沪出版。

《烽火》周刊的出版宗旨和编排风格与其前身相同，从第一期开始标明系“文学社、译文社、中流社、文季社联合刊物”，茅盾为“编辑人”，巴金为“发行人”，在上海城内西仓桥街3号设“发行处”，由全国各书店各报摊代售。该刊第五期出版后，因茅盾离沪，刊物的编辑和发行均由巴金负责，其中不少工作都在寓所完成。11月7日，该刊出至第十二期，被迫休刊；翌年5月在广州复刊，巴金为“编辑人”，茅盾为“发行人”，第十三期的《复刊献词》说：“大上海完全沦陷后，我们还竭力使我们的‘烽火’燃烧在敌人的阵地，但我们的发行处却已经成为灰烬”“现在经了一些时日努力的结果，我们又在自己的土地上重燃起我们的‘烽火’”。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拜访萧乾时，他曾提及：“当年我住在上海环龙路，就是现在南昌路，与巴金过从甚密。淞沪会战之初，巴金为参与筹备的《呐喊》周刊约稿，我也乐意给这份无稿费的刊物撰文，马上写了篇《不会扳枪的干什么好》。不久，《呐喊》改名《烽火》。我去过霞飞坊，就是现在淮海坊的巴金住所，看见桌上堆着《烽火》的稿件，我和朋友都知道他经常忙到夜深，一丝不苟。这份文艺刊物团结了许多作家，成为抗敌宣传的一个喉舌。”

在淮海坊59号，巴金先生还曾写信给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愤怒谴责日军暴行：“贵国空军轰炸松江车站的‘壮举’，在贵国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罢”“血肉和哭号往四处飞迸”“飞机不停地追赶，全飞得很低，用机关枪去扫射”。当年，这位文学大师以书桌为战斗阵地、用钢笔当抗敌武器的可贵精神，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