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沧文华”之“沧”

读史老张

近日，修缮一新的上海锦沧文华广场试营业。由此，南京西路上又多了一座复合型高端商业广场。锦沧文华广场前身，是锦沧文华大酒店。老地标更新，保留了“锦沧文华”之名，值得点赞。这“锦沧文华”四字，“锦”原是指上海锦江饭店，“文华”是指新加坡文华酒店，两者都是当年锦沧文华大酒店的投资参建方；“沧”，则是指历史悠久的沧州饭店（亦称“沧洲饭店”）。锦沧文华大酒店，就是在沧州饭店原址上建造的。

说起这个“沧”字，就要说到沧州路（亦称“沧洲路”）。沧州路原是一条很不起眼的马路，位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以南、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以西，今已湮没。沧州饭店就源于沧州路。“沧州饭店”名称，历史上一直有两种提法。从当年商号注册名和店招来看，应是“沧洲饭店”，但在各类报刊上却又有“沧州饭店”的写法。我查了一下，《申报》从1908年至1935年，有337处写的是“沧州路”；从1923年至1944年，有200处写的是“沧州饭店”。除《申报》外，写成“沧州饭店”的，还有《新闻报》《时报》《民报》《时事新报》《大公报》《晶报》《国民导报》《东方日报》等报刊。这些写法，仅用“错讹”“误写”来解释，恐怕说不过去。当年的商号名称，并没有今天那么规范，不排除有互相变通、约定俗成的可能。最有意思的是，1941年6月28日沧州书场在沧州饭店内开幕，评弹界的专业刊物《弹词画报》在封面上写的是“沧州书场今日隆重揭幕”，到了第3页却写成“沧洲书场揭幕”，而在同一页上介绍的书场地址，又写成了“静安寺路西摩路西首沧州饭店内”。可见，“沧洲饭店”和“沧州饭店”，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种共存并称形态。

另外，关于沧州饭店创办时间，似也有争议。有人说是1900年，有人说是1924年，两者相差悬殊，莫衷一是。我查到的1911年9月28日英文版《大陆报》（The China Press）的一则报道称：“沧州饭店（Burlington Hotel）将于10月1日开业，超过一半客房已被提前预定。”可见，沧州饭店出世，不会晚于1911年。但是，当时沪上常用“沧州别墅”一词来替代“沧州饭店”。据1922年5月13日《时事新报》报道，驻英公使顾维钧抵沪，“已于昨日起……移寓静安寺路沧州别墅矣”。这里的“沧州别墅”，应该指的就是沧州饭店。在《申报》上，“沧州饭店”（或“沧洲饭店”）一词出现较晚：最早出现“沧洲饭店”的，是1917年6月8日的洋房招租广告，称有“朝南高大洋房一宅”出租，地点在“沧洲饭店后面”；最早出现“沧州饭店”的，是1923年7月13日的新闻报道，称史泰恩夫人等二人因私贩军火，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被捕，“将于明晨在美公堂预审”。

一个“沧”字，记录了历史文脉，意蕴深厚。沧州饭店开业后，接待过众多中外名人，留下过不少逸事奇闻。几年前，我曾为上观写过一篇小文，梳理过沧州饭店的前世今生，在此暂且不表。最近读了两部新书，对于沧州饭店往事，我又有新的发现。第一个发现，是郭沫若回国抗战后的最初落脚点。过去我一直以为，1937年7月，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一回国，就寓居沧州饭店。读了中华书局最新出版的《陶庵回想录》（陶亢德著），我才知道，郭沫若到沪，最早是住在美丽园。那时，《宇宙风》杂志主持人陶亢德曾和郁达夫、施蛰存一起，到美丽园的“美丽村某一号”去找过他。郭沫若的《由日本回来了》一文，就发表在《宇宙风》上。郭沫若改寓沧州饭店后，陶亢德又“去看过他几次”。有一次，陶亢德还亲自到沧州饭店，陪同他赴锦江川菜馆吃饭。第二个发现，是著名画家、摄影艺术家丁悚曾在沧州饭店做过寿。据上海书店出版社今年出版的《四十年艺坛回忆录》一书介绍，1946年丁悚50岁生日，“友朋们假座沧州饭店为他做寿，艺坛名流一百多人出席，报道说：‘友朋加入者甚踊跃，足见蜚声艺坛，且平素人缘之好也。’”……这些细节，又为“沧”字增添了墨色。

末了，容我再啰嗦几句。小时候，我家住在“大杨浦”，那里的马路大多以东北地名命名（如松花江路、延吉路、双阳路和抚顺路等），这是上海解放后市区东北角新辟马路的命名规则。我家门口的新宾路，就得名于辽宁省新宾县。新宾路上，承载着我青少年时代的温馨记忆，我对它始终满怀深情。若干年前，早已迁离新宾路的我重返旧地，惊讶地发现，新宾路已被改名为“沧州路”。为什么要改名？为什么要将东北地名改为河北地名？为什么要打破这一带马路的命名惯例？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唯一敢肯定的是，改名后的沧州路与历史上的沧州路毫无关系——此“沧”非彼“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