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泽碑前忆曹公

陈建功

教泽碑系鲁迅先生所撰，碑文收在《且介亭杂文集》中。年轻时是读过的，由此知道了曹植甫曹靖华父子。曹靖华先生以俄苏文学译介的巨大成就，被称为苏俄文学翻译界的“一代宗师”，被誉为“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是给“起了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的人。先生在李大钊、瞿秋白和鲁迅的扶助激励下，走上译著之路。或者也可以说，透过曹靖华，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瞿秋白、鲁迅等冲决思想牢笼的先驱者的身影。我记得曾在曹靖华的散文里读到，他翻译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时，寄居于波罗的海沿岸小镇，冰天雪地的环境下，在没有柴火加热的房屋里，戴着皮帽穿着皮衣，还得把翻译好的《铁流》复写成六份，以便躲过国民党文化封锁的“筛子眼”，寄到鲁迅先生手中。当然这只是曹靖华早年奋力译著的一个身影。他的译著是丰赡的。许多当年投身时代激流的青年说起先生翻译的《铁流》《城与年》《第四十一》等作品，都说给了他们的巨大驱策。先生的晚年，又以情感丰沛蕴藉深厚的散文作品，跻身于我国当代优秀散文家之列。曹靖华先生还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家庭的传承和早年的教育实践，在他心中埋下了教泽流芳的种子。新中国成立之始，他不入官场，钟情于教育，创办了北京大学俄语系，编选了俄罗斯文学史教材，门下桃李芬芳。曹靖华先生曾是中国作家协会的老领导，为中国作协的工作，特别是中外文学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在作家协会任职期间，看望老同志时，大家还时不时说起曹靖华先生，异口同声表达由衷的钦佩和敬意。

曹靖华是豫西伏牛山的儿子，是从卢氏县走出的杰出的文化人物。他的父亲曹植甫先生，20岁时考中秀才，却不再谋取功名。毕生从事乡村教育。“躬居山曲，设校授徒，专心一志，启迪后进”，“历久不渝，惠流遐迩”。曹植甫先生的境界，还不仅只于“韬光里巷，处之怡然”，更难得的是，鲁迅赞他“又不泥古，为学日新，作时世之前驱，与童冠而俱迈”，一语点中曹植甫先生孜孜于教，是为了让山里的孩子走出大山，放眼世界，唤醒少年中国之精神。而曹植甫的哲嗣曹靖华，最终走出了伏牛山，成为活跃于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代宗师”。尽管和他的父亲呈现为不同的生活轨迹，却令我们看到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千年未有之奇局”时共有的思想风貌。

2022年8月，我出席了三门峡市委宣传部和卢氏县政府举办的“曹靖华诞辰125周年纪念座谈会”。看到了鲁迅先生为曹靖华父亲曹植甫撰写的《教泽碑》。《教泽碑》立于卢氏县五里川中学的“尊师亭”内，汉白玉碑身，碑文描金。陪同参观的画家沙鸿山告诉我，教泽碑是1986年才镌石落成的，这离1934年鲁迅先生撰文，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碑文是根据鲁迅手稿放大的。1934年秋冬之际，65岁的曹植甫在豫西山区任教整整45载，为庆贺师尊的65岁生日，他的弟子们去信请刚刚从苏联回国的曹靖华撰文以刻碑，寄托感恩之情。曹靖华先生认为不妥，向鲁迅先生转述此事，鲁迅抱病写下这篇《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沙鸿山告诉我，曹植甫先生在五里川乡间接到儿子寄来的鲁迅先生碑文，深为感动，他当然深感荣耀，却又由衷地说自己实在是不敢当。据说他听说学生们给他刻碑的碑石已运到村口，当场指挥运送人员把碑石运到水井旁，作为乡民汲水用的井台石。至今，那井台石还在他故居的门前。他还把大家为他竖碑祝寿所筹集的资金，全部捐给了学校。直到他去世28年后，家乡的中学才把《教泽碑》立于尊师亭内。

呜呼，古人说：经师易找，人师难遭。听到这则曹植甫先生往事，想起自己年轻时向曹靖华先生仅有的一次请教，愈发感慨起来。

我和曹靖华先生只有几面之缘，初见时我应是35岁，那时曹靖华先生已是87岁高龄了。我至今记得当年初见曹靖华先生时的那种崇敬和惶恐。我年轻时是读过曹靖华先生几部译著的，如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费定的《城与年》等，少年时代也背诵过收入教科书那篇“三五年有多久”，感受到里面那种激情的迭进与回荡。见面时刚刚读完先生的散文选，对《罗汉岭前吊秋白》和《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等等印象格外深刻。我感觉先生的散文超迈于当时“世所认定”的“散文三大家”。先生的散文虽也有激情的呐喊，却是由衷而发，并不虚空；先生的散文言之有物平实平易，因其阅历的特殊，娓娓道来中便显出筋骨与神气。比如《罗汉岭前吊秋白》，以先生和瞿秋白的特殊友谊，在秋白的遇难处寻访目击者、收尸人，那精微的探访中压抑着何等的大悲恸！记得当时向先生谈及读后感受，还批评了几位散文名家的“程式化”和“腔调化”，真可谓胆大包天了。没想到先生说，散文也有多种写法，我只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述而已。今天回想起来，羞愧于年轻时的肤浅，更感动于这位前辈的胸襟与情怀。

堪可称之为“经师”，更可赞之为“人师”，这父子俩都是当之无愧的。